的存在，罗马帝国建立了一种涵括不同社会力量的混合宪法。同样地，十
二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因其自治的理念和体制而成为共和的典范。他们的政府系
统包含了以“podesta ”（拥有最高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官员）为首的政务会议。


“Podasta ”是一种选举产生、任期一定的官员，他们对政务会议、并最终对共
和国的所有公民负责。相对于封建欧洲，自治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是意大利人的
一项卓越成就，因为“它们对广泛流行的认为政府是神赐的贵族统治的观念公开
提出挑战。”[15]

赫尔德认为古典共和主义日后发展为两个流派，分别为保障性共和主（protective
republicanism ）和发展性共和主义（developmental republicanism ）。最著
名的保障共和主义者是尼古拉□马基雅维利。这位经常被误解的思想家指出了共
和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重要联系。与古典共和主义者不同，马基雅维利第一个
预见了“公域”与“私域”的现代分野。他在《演讲集》这一经常被忽略但极为
重要的著作中认为，不存在一种天然的或神赐的组织政治秩序的方式。对马氏而
言，为世界建构秩序的不是别人，而是“政治家”，而政治家的目标是力争获取、
维持和使用权力。同时，如果一国人民不能享受自由，该国就永不会强盛有力。
保证自由的方式是建立混合宪政，不干预民众的私人生活，以及不断地发动战争
以扩张领土。然而，马基雅维利最终仍将集体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因
为他更关注的是国家强盛而非个人幸福。也就是说，正如其古典前辈，马基雅维
利仍是一个非自由的共和主义者。

发展性共和主义的最重要代表是卢梭。对卢梭而言，共和主义的吸引力不在
其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而在其发展人的潜能和昭示“公意”（general will）的
能力。卢梭是一个非自由主义者，但他对民主和共和理论的影响很深远。象其古
典前辈，卢梭看不到“私域”的价值——他甚至厌恶“私域”。他认为“私域”
的存在伴随着财产不平等、空虚及扭曲，是人类许多苦难的根源。卢梭希望人们
能活得独立和透明（transparency），而只有人民“公意”才能引导人们走向幸
福和自由。卢梭视民主共和为获得公意和自由的途径。

随着时间的流逝，古典共和主义遭遇到种种困难。其中最主要是社会越来越
难在“一人”、“少数”和“多数”之间作出界分。现代共和主义已经抛弃了古
典共和主义的核心——混合宪政——的原始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政府权力的
广泛社会基础。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其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39章中所述，
共和政府就是“一个权力直接或间接取自最大多数人民的、由一些任期有限、或
在行为良好时有终身任期的官员管理的政府。”此外，达尔指出，分权对现代共
和主义而言比混合宪政更为重要。

在现代语境中，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已经不易区分了。它们常常描述同一政
治体系的不同方面，并且互为补充。共和主义解释民主国家政府权力的来源及属
性，而民主则提供政府趋向共和的必要机制。另外，古典的混合宪法理念与现代
的分权理念均可被视为控制民主专制问题的方式。

古典共和主义的另一困难是共和国的规模问题。一个庞大的国家可以成为一
个稳定的共和国吗？共和理念在一个庞大民族国家中如何实现？几乎所有的古典
共和主义者都担心，当一个国家逐渐扩张，共和政体会因为派系纷争和无穷无尽
的内斗而变得不稳定。然而，此种顾虑最终被十八和十九世纪“发现”的代议制
政府和宪政民主体制所解决。（我们会在下一节中探讨代议制政府的问题。）另
外，联邦党人在1787年指出，共和政体对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仅是可行的，
而且也是必要的。

究竟如何评价古典共和主义？不难发现，当代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都保留了
古典混合宪法的一些成分。英国不仅保留了女王（君主）、上议院（其中包含了
贵族制的一些残余），而且也有下议院（代表普通民众），这是一个现代混合宪
法的典型例子。甚至在美国的自由民主政体中，也存在普通民众（通过投票和各
种公民组织参政）、贵族（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和准君主（极富权力的总统）
三者的混合。混合宪法的持续存在证明共和主义影响的长久。更为重要的是，共


和主义指出，政府权力必须来自于绝大多数人民，这已成为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
的核心要素。纵观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我们会发现，共和主义的某些核心主张，
如反君主的精神以及对私人利益侵害公共生活的关注等，都已融入新近的自由主
义的理念和制度中。

三。代议制政府与民主

在本文的开始处我曾提到，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有四个影响深远的渊源：古典
希腊民主制、共和主义传统、代议制政府理论与实践，以及政治平等的逻辑。本
节将集中探讨代议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并说明它与民主的关系。

在十七世纪前的二千多年里，学者和政治家们都没有考虑过代议制政府的问
题。古希腊城邦没有必要为代议制花费心思，因为在这些规模如此有限的政体中，
每一公民原则上都能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及决策。事实上，古希腊人很可能是
厌恶代议制的，因为后者与他们所追求的直接参政的民主相悖。古罗马共和国的
例子令人费解一些。虽然古罗马共和国拥有广大疆域，它却从未关注过远离罗马
的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事实是，大部分古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从未参加过议事会
议，这一情形实际上造成了一种随意和倾斜式的代表制──居住在罗马附近的公
民成为罗马共和国其他公民的实际“代表”。后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
大利城市共和国由于规模仍然很小，它们也看不到代议制政府的必要性。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人类历史上有过大规模的民主共和政体（如古罗马共和
国），代议制政府的理念和体制却完全被政治家及政治哲学家所忽略了。实际上，
前现代人不仅对代议制政府的体制缺乏理解，当时研究民主的学者还持有这样一
种观点，即代议制政府体制是非民主的，因而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安排。甚至到了
十八世纪还有激进地反对代议制政府的观点。例如，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
认为代议制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主权不能被代表，正如它不能被异化。”对
卢梭而言，英国人误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仅仅在选举议会代表时才是自由
的。代表一经选出，平民就被奴役，一文不值。” [16]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内战开始改变欧洲的知识和政治画面。清教徒们、尤其
是民主党人在寻找君主制的代替物时预见了现代代议制政府体制。然而，代议制
政府作为民主必要且可欲的组成部分直至一个世纪后才真正被接受。即使是自由
主义之父洛克，尽管他同意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在《政府二论》中他也对代议
制也是甚少提及。

有趣的是，代议制最初并非作为一项民主制度而产生。相反，它是中世纪欧
洲君主和贵族的发明。如达尔所言，代议制政府的渊源“可追溯到英国和瑞典国
王以及贵族们为了解决国家重要问题如税收、战争、王位继承等所召集的议事会
议。通常，来自不同阶层的代表组成不同的议会并代表不同阶层利益。随着时间
的流逝，各阶层渐渐分化为两股力量：贵族与平民，并由两个不同的议院所代表。”
[17]

到了十八世纪，政治哲学家及政治家们开始关注英国民主党人先前的主张：
通过代议制政府和民主的结合，一个国家可以突破“民主制在规模上的局限性，
后者一直是反民主力量指责民主的重点……这样，代议民主制成为既可靠又可行
的政府体制，即使在漫长的时间和广大的疆域跨度下依然可以保持稳定。”换言
之，“代议的自由民主制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思维的方式。”在1820年，詹
姆斯* 穆勒（约翰* 穆勒之父）指出，代议制政府体制是“现代一个极为重大的
发现”，在其中“包括构思和实践方面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