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神圣之你的这种联结，费尔巴哈做出的回应不是要求完全抛弃上帝概念，而是用人类学的人造上帝代替了上帝概念。他没有合乎逻辑地做出“我和你的统一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结论，而是构建了一个伪神秘主义的结构（a pseudo-mystical construction），无论他本人还是他后来的人都不能为这个结构填充真正的内容。 

后来克尔凯郭尔去除了这个“伪神秘主义的结构”，但他把人从周围环境中分离出来，认为个人以外的一切存在都是无个性的存在，它们不仅不能表现反而模糊了人与世界的牵涉。因此，为了揭示人的个性及其与世界的牵涉，应当撇开世界。总之，作为哲学出发点的只能是个人，是“单独者”。克尔凯郭尔强调人和上帝的对话，但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克尔凯郭尔提出的“成为单独者”（the Single One）在严格意义上可被理解为最高本质关系的重要预设；因为上帝“需要单独者，上帝只和单独者交往，无论单独者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是尊贵的还是卑下的”。但这有一个根本的限制，即使这个限制不是基本的也是个事实。克尔凯郭尔确实要求人也要把他的同胞当作单独者，但与他的同胞的关系没有变成那种精确意义上的本质关系。无论克尔凯郭尔多么懂得宣扬对邻人的爱，单独者与同胞的关系也不会变成本质关系。当雅各比在那封信中报告他对于本质关系的迫切性时，他所用的词洋溢着感情：“心！爱！上帝！”因而，“他人”之“你”和上帝之“你”被放在一起，尽管这并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模糊的混合带来的危险。克尔凯郭尔与雅各比形成鲜明对照，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思想中的人类之“你”永远不会成为神圣的“你”，有界限的永远不会变成无界限的。这种否定对后代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清醒、公正的斟酌和回应。因为人类之“你”和神圣之“你”之间突然出现的裂缝会导致对“我和你”的发现的误用。 

布伯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启发，“在克尔凯郭尔早期作品中我们能找到布伯最重要的观念的萌芽：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个人对上帝称述‘你’”。 不过布伯认为克尔凯郭尔使“我与你”的讨论陷入了误区。直到60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恩才恢复了雅各比的传统，重新探讨了人和人的对话关系，并提出了他的重要概念——相互关系（correlation）。科恩认为人和人的相互关系是包含在人和上帝的相互关系中的，相互关系的连接物是理性。在相互关系中，人不是神可以随意处置的玩偶，神也不是人类单纯信仰的对象，而这种相互关系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够实现。 

由于对世界大战的经历，一种奇怪的要求思想公正地对待存在本身的渴望复苏了。这种渴望甚至攫住了系统思想家。重要的是，对“你”的观念的更新首先是由新康德主义思想家科恩完成的。1917－1918年冬天，科恩在去世前不久写了《源于犹太教的理性宗教》（1919）一书。科恩对“你”的表达可被归为雅各比一路的，因为我们在他的书中读到：“只有‘你’，只有对‘你’的发现，使‘我’意识到我的‘我’，‘你’提升了人格（personality），使它见到天日。”科恩的《源于犹太教的理性宗教》还明确讲到了以前的哲学没有表达的东西，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它说任何上帝的交互关系，它们中间的“相互关系”（correlation）如果没有先前的人和人的关系就不会成为完整的，因为人和人的关系是包含在人和上帝的关系中的。 

罗森茨维格是科恩的弟子，他认为启示是上帝与人的一种相互关系，也是一种对话。上帝追问人：你在哪里？人回答：我在这里。在这种追问与回答中，上帝与人也确立了一种相互关系。他的言谈哲学（philosophy of speech）认为“你”是一个被说出的东西。还值得一提的是，罗氏的《救赎之星》（The Star of Redemption，1923）已经基本上具有了原始的存在主义倾向，在他的论文《新思维》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 

罗森茨维格把“你”理解为一个“口述”的你（a spoken one），为他的言谈哲学（philosophy of speech）的坚实具体性而激动，于是他超越了科恩。“你”的本质可说性（essential spokeness）对他来说包含在上帝对亚当所说的“你在哪里”的问话中。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发出了更多的疑问：“那样一个独立的‘你’，那样自由地与隐藏的上帝相对的‘你’，在哪里？他可以对上帝将自己揭示为‘我’吗？”从这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用名字叫了你，你是我的”的方法，上帝通过这种方法将自己表现为“他和灵魂之间的整个对话始作俑者和开启者”。这是罗森茨维格对我们所讨论的主题的最重要的神学贡献。 

几乎与罗森茨维格同时，艾伯纳在他的《话语与精神的实在》（The Word and the Spiritual Realities, 1921）中表达了“我”与“你”对话的不可能性。他和克尔凯郭尔一样认为我们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发现“我和你”的关系，他认为“我和你”的关系只存在于上帝和人之间。 

艾伯纳从对那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我的孤独”的体验中向前邁了一步，“我的孤独”统治了我们这个年代，他认为“我的孤独”对他而言“不是原始的”，而是与“‘你’封闭的结果。艾伯纳从这个观念出发，沿着科恩所走的路线，但他把对“我”、“你”的观点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更深入地探讨了言谈之奥秘（mystery of speech），他把言谈之奥秘当作重新建立的“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他比克尔凯郭尔更直白地承认，他不能在人中找到“你”。他在以下的思想中得到解脱：“只有一个单独的‘你’，那就是上帝。”的确，他和克尔凯郭尔一样主张：“人不但要爱上帝，还要爱人。”但牵涉到存在的本真性时，每一个其他的“你”都会在上帝之“你”面前消失。 

随后，布伯谈到了自己，他说他很早就对对话关系感兴趣了。布伯的早期对话思想具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是一种不具有普遍性的神秘体验： 

我在青年时代就对人和上帝之间的对话关系（dialogical relationship）的可能性和实在性感兴趣。这种对话意味着人可以自由地参与人与上帝的对话，人和上帝的言谈（speech）在称述（address）和回应（response）中成为事件本身，天上发生的事件和地上发生的事件。尤其是，自从哈西德传统成为我思想的支撑后，即从1905年起，对话关系对我来说成了最内在的问题。用多年之后才写成的关于对话原则的作品中的语言来说，我首次强调使用“我和你”（I and Thou）这个表述，是在1907年秋天，我在为《神名大师传奇》（The Legend of Baal-Shem）写的序言中讨论了狭义的神话（神话学者的神话）和传奇的根本区别：“传奇是呼唤的神话。在纯粹神话中没有存在的区别……即使英雄也不和神处在一个阶层，英雄不处在和神相对的位置：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与‘你’……纯粹神话的神不呼唤，他产生出英雄。而传奇的神呼唤，他呼唤人之子：先知、圣人……传奇是我和你的神话，是呼唤者和被呼唤者的神话，是进入无限的有限者和需要有限的无限者的神话。” 这里，对话关系达到了顶点：因为即使在这样的高度上关系参与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没有被削弱，而即使在那样的亲密关系中，人仍然保持着独立性。 

布伯认识到这种神秘体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因此他力图找到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即一种人类之“我”与神圣之“你”的双向关系，可见，布伯的这一提法已经超越了在他之前的那些哲学家关于对话哲学的观点。 

然而，我的思想如今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急迫地指引着我从这个例外的事件走向所有的人经验的普遍事件。第一次澄清的发生也与我对哈西德主义的解释有关。在1919年9月我给一本书写的绪言中被描述为“完全建立在人类之‘我’和神圣之‘你’的双向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在相互性和相遇（me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