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意识主体的多数性应该被安置“在”哪一个意识中？多数性――对历史使命而言也许渗透了促成统一性的意义――不能从上方观察，好像我、你、我们以及总体性中的其他人可以互换；因此从这个总体性中一个绝对物被创造出来――它将剥夺自我的权力。历史哲学的这个障碍在阅读《笛卡尔的沉思》的第五沉思时会异常清晰地显示出来。在我们探讨的结尾，当我们对历史的本质有了更好的理解时，我们将重新回到这一点上来。 

二．历史目的论和理性目的论的各个视点 

我们已经说过，通过对危机的意识，历史对最不具有历史性、最不关心政治的哲学家而言也成了问题，文化危机成了一个在历史的比例尺上被放大了的怀疑。当然，如果每一个体的意识都把文化危机变成哲学课题的对象，那么文化危机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怀疑功能。然而，如果以此方式文化危机被转换成一个我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危机意识依然停留在历史之内；它是一个处于历史之中并向历史追问的问题：人的未来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目标？ 

因此历史哲学的第一个问题从危机变成观念，从怀疑变成意义。危机意识迫使我们看出我们的使命：对我们全体来说本质上的使命是使历史进行下去。 

与此相反，历史表现为对它的目的论的哲学反思：历史产生于理性结构的特殊方式――这种结构恰好使历史成为必然的主题。不可能把历史直接地反思为事件的流动，倒是有可能进行间接的反思――这种反思把历史理解为意义的实现。由此可见，历史就是理性的一个功能，即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功能。 

就在维也纳演讲开始时，胡塞尔便已经确定了主导性的方向；历史哲学和目的论同等重要：“我将［……］大胆尝试通过发展关于欧洲人类的历史哲学的观念（或目的论的意义）为众说纷纭的关于欧洲危机的主题赢得一个新的旨趣。我在此指出一种本质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及其作为科学的分支学科有权行使这种功能。通过这种方法，对欧洲的危机也会获得新的彻悟(Erleuchtung)。”22（此外我们在下面还会回到两个在这里被同时共指的信念：正是在欧洲，人具有一个“目的论的意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便是哲学、作为理解的关系及科学的无限的远景的哲学。） 

《危机》的第一部分一开始便从“目的论的意义”出发引出在历史与哲学之间相当清晰的关联：“这部著述的首篇文字［……］所做的尝试在于：通过一种对我们处在危机中的科学境况和哲学境况之起源的目的论－历史学思考，论证对哲学的先验现象学的转型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因此这篇文字成了先验现象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导论” 23。 

与此相应，历史不是哲学的次要的附属物，相反它是通往哲学问题域的享有特权的入口。一方面历史只能根据在自身中化为现实的观念得到理解，但另一方面历史的运动又以原初的方式为哲学家揭示出超越的主题，只要能够假定：历史正是从这些主题中获得自身独有的人的特征。可是在我们更进一步地探讨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历史目的论的概念以及对这一目的论（作为“先验现象学中的独立的导论“）的使用――之前，对方法的应用作一个扼要的概观并非多余；在这方面维也纳演讲24的修订稿比《危机》的第二部分更有教益。单独来说，《危机》不能让人认识到更大的关联；它首先是从伽利略到康德的哲学史。对欧洲精神以及历史哲学和先验意义上的反思哲学之关系的全面观察相当少见，即使它们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确性（特别是第6、第7页和第15页；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上）。 

只有欧洲才有“内在的目的论”和“意义”。欧洲的统一性具有精神形态，而印度和中国仅仅体现了经验社会学的类型；欧洲的统一性不是地理学上的地点，而是一根精神纽带，这根纽带存在于“精神生活、活动和创造的统一性” 25之中。在这里“精神”概念的价值增值已经显而易见：精神的概念不再被拉回到自然的层面，而是寓于构造性的意识领域之中。确切地说，在这一范围内，它作为人们之间的普遍的东西并不存在于纯粹的社会学类型之中，而是描述了一个“目的论的意义”。 

这一论断──只有欧洲才有观念──并不怎么令人惊奇，如果人们能在双重方式上补充这一论断的话。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人类作为整体，绝对地说来，具有意义；欧洲仅仅通过如下的方式便在地理上和文化上与其他的人类(Menschheit)分开：它揭示了人性的意义：欧洲的特殊性恰恰是它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是它的适用于一切事物的独一无二的观念，即哲学。哲学是欧洲天生的隐德来希26，是它的文化的“原现象”27。这一“原现象”表明，欧洲的存在与其说是一个荣誉称号，――获得者由它遴选，不如说是面对所有人类的责任。此外人类不应该误解“哲学”这个名称在这里所意谓的东西：作为欧洲人的意义的哲学不是一个体系、一个学派或某一特定年代的作品，而是康德意义上的观念，即使命。历史的目的论体现在哲学的观念中。出于这个原因，历史的哲学归根结底只是哲学的历史――就它而言不能与哲学的意识形成相分离。 

可是作为观念、使命的哲学是什么？它与文化的整体有什么关系呢？ 

人们把哲学规定为观念，因而它的两种本质可以这样描述：总体性和无限性。此外胡塞尔还称之为目的(Telos)，“意志的目标”28：它是全体存在者的科学的目的。由于哲学的观念以关于全体存在者的科学的完美实现为目标，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规范性形态”、一个“不断开拓的无穷性”29。哲学的每一次历史实现之后，在它的前面永远存在着尚未抵达的观念的地平线。 

由于观念的无穷性，历史便成为一个没有终点的进程。在哲学之前之外，人类虽然具有历史性，可他们暂时只具有没有地平线的、局限的、封闭的使命――这种使命受短期利益的支配并被传统所规定。公元六世纪在希腊出现了“无限使命的人属(Menschtum)”；一些彼此独立的个人构造了哲学的观念，一些学派随即打碎了“有限性人类”31的受到限制的安宁。这一突变贯穿于从生命意愿到惊叹、从意见到科学之中。在传统中产生了怀疑；真理问题被提出；普遍之物被追求；纯粹的精神共同体32在科学的使命中形成；这种哲学探讨的共同体通过文化和教育而越出自身的框架之外并逐渐改变了文化的意义。 

因此胡塞尔看出了西方的历史受哲学活动的支配――这一活动被理解为普遍的自由的反思以及一切理论的、实践的、和理想的总体性的典范。简而言之：它包括作为一切规范的无限整体。哲学具有执政官(Archontische)的功能33：“包含一切个别科学的普遍的哲学虽然构成欧洲文化的部分现象，但是在我的全部描述的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部分起着头脑的作用，真正的、健康的欧洲精神依赖于它的正常运行。”34 

如果这是欧洲人属(Menschtum)的意义，如果它通过哲学的观念获得自身的规定，那么欧洲的危机只能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困境。这种困境妨碍了认识――虽然不是在它的局部活动中，而是在它的中心意图中：没有物理学的危机、数学的危机等等，只有科学构思本身的危机以及构成科学的“科学性”的主导性观念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于客观主义，即在于把知识的无限使命归结为它的辉煌的应用：数学－物理学知识。 

关于这场危机的涵义我们将在下面再次提到，如果我们走上相反的道路，在哲学中思考对哲学史的回归并把现象学看作对患病的人类的净化。 

通过浏览胡塞尔对西方历史的解释，我们便能够观察与此相关的方法论上的问题。 

哲学反思与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鲜明地标划出关键性的问题：历史目的论如何呈现？通过对历史的直接观察吗？可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愿意把西方的全部历史看作是哲学的实现吗？如果哲学家们只能给历史学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