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它会导致一种无意义性的连续；然而历史更多的是某种延续下去的、处于运动中的东西，同时进行的是永恒、无限的意义统一性的自身实现。
3、理性也具有伦理学的涵义，这一涵义表现在对责任一词的经常性的使用中：它针对“作为负责任的人的最终的自我理解――对他自己的人的存在而言” 57，这一涵义在“想－成为－合理的”之中是合乎理性的58。
4、伦理学方面的使命需要一个具有戏剧性特征的时代(Zeit dramatischen Charakter)：我们的危机意识使我们恍然大悟：无限的观念可能沉沦、被遗忘甚至蒙受损害。全部哲学史，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是对使命的无限性的理解与它的自然主义的简化之间的斗争，或者，如其在《危机》中所称，是先验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斗争。哲学观念与世界认识――个别或普遍――的现实可能性之间的不相称导致这样的结果：人类可能会错失自己的使命。使命的每一次实现都冒着失去它的目标的危险，从这里冲突产生了。因此每一次的成功都有双重含义：伽利略便是这样一个胜利－失败的明显的案例：他通过把自然揭示为实现了的数学而掩盖了哲学的观念59。这种危险的双义性（它一直包含在历史的目的论中）并非与康德没有相似之处，对康德来说，幻觉的力量随理性本身的固有本质而产生。只是胡塞尔──撇开这一点不论：对他而言，实证主义而非形而上学才是幻想──已经对戏剧性历史事件的冲突给予了解释，这种冲突在人类使命的内部存在于不可实现的目标和化为现实的事业两者之间。胡塞尔由此接近这样的思考（正如这些思考曾经离开雅斯贝尔斯哲学）：对在我们寻找绝对存在与我们存在的有限性之间的不相称性进行思考。在我们有限性的条件上，这里客观知识普遍性的假象也落空了。
5、使命的无限性、自我实现的理性的运动、意愿的责任性以及历史的危险：所有这些理性范畴在人的新概念中达到顶点。个人不再是“我，这个真正的人” 60――对现象学的还原来说，他作为世界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通过感知、同感、历史报告和社会学的归纳被构造出来）是无效的；现在所指出的与其说是人的无限观念的相关物不如说就是人；维也纳演讲谈到了“无限使命的人类”。上面引用过的手稿对此作了说明：“哲学作为对人的人化的功能，［……］作为最终形式上的人的此在，而对由人类进入人类理性的最初发展形式来说，最终形式同时也就是开端形式” 61；它是这样的“理性，在它之中，理性就是人类”，62“是人的特殊性” 63，理性标示着，“人作为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所欲求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才能够使他得到满足和‘极乐’(‘selig’)” 64。
整个《危机》第6节都致力于把欧洲人的使命等同于实现理性的战斗。这项使命区分了“欧洲人［……］的天生的终极目标（Telos）”65与中国或印度的“纯粹经验人类学类型” 66。正是理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使这种特殊的人性凸现于人类面前：“总而言之，人性是在血缘性和社会性地联系起来的人类中的本质上的人类存在，而且人是理性的生物（理性动物）。只要所有的人都是理性人，人类便只能如此：潜在地指向理性或公开地指向已苏醒过来的理性，理性自身已变得显而易见并且从现在起人类的生成已在本质必然性中成为有意识的、主导性的隐德来希。哲学和科学因此成为普遍的、对人类而言作为‘天生’的理性的觉醒的历史运动。”67这样，理性的概念通过人的概念在存在和历史上得到更进一步的规定，而人通过理性赢得其深远的意义。人符合他的观念的图景，而观念是他的存在的范型。因此危机――它对科学提出质疑，对它的目的、它的观念，或如胡塞尔所说，对它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便是存在的危机：“纯粹事实科学造出纯粹事实人(Tatsachenmenschen)” 68。“如此说来，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普遍性哲学的分支的一切现代科学的危机，意味着欧洲人自己在他的文化生活的全部意义性中以及在他的全部‘生存’中起先潜伏着后来可以日渐暴露的动机。”69
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用一种历史中的理性的哲学把批判哲学与生存论上的企图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一切来自‘生存论’基础的思考当然都是批判性的。”70
在对理性的新范畴结束概览之前，我们注意到“绝然性”（Apodiktizität）这一概念的意义的变化；这种在突出意义上的思辨概念从现在起由关于人的新的观念创造出来。《观念》 第一卷把判断的必然性称之为“绝然的”(apodiktisch)──判断使关于一般性本质(eidetischer)的论断个别化71；与此相反，存在一种单纯的、个体的、‘断然的’(assertorisch)看“72。在这组《危机》手稿中，绝然性与置入理性概念中的自我实现是同义词；与此相应，绝然性便是作为已实现了的理性的人的真理。如果做这样的理解的话，那么绝然性就是历史的无限极点和人的意义。标题为“哲学作为人类的自身思义”的未打算发表的手稿坚定地宣称，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对自身的最终理解就是将自己理解为对其本己存在负责的人，他把自己理解为具有在绝然性中生活之天职的存在──这种绝然性不仅是指对抽象的和通常意义上的绝然科学的从事，而且是指在一个在绝然的自由中向着绝然的理性、向着在其理性的所有生命活动中（在此理性中它就是人类）实现着自己全部具体意义的绝然性；如前所述，一个将自身理解为理性的绝然性［……］”73。因此，绝然性本身也还表达了一种强制，但却是总体使命的强制。
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说，胡塞尔的历史观察只是反思哲学在集体生成的平面上的投射，对反思哲学而言，它在内在性的平面上已经发现它的最终的结构；意识通过把历史的运动理解为精神的历史而赢得进入自身意义的通道；正如反思为历史的理解提供了“意向性的主线”一样，历史可以被描述为“时间性的主线”。根据这一点，意识被认识为无限的、为人的人化而斗争的理性。
三、从欧洲人类危机到先验现象学的道路
我们现在便能够理解胡塞尔对哲学和当代科学危机的看法；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危机》第二部分的本质内容。对上述未发表的手稿的探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限定在现代的解释进行描述的可能性。
文艺复兴是欧洲人类的新的起点；与此相对，古希腊时期的新东西仍停留在黑暗之中，与现代人类的第二次诞生相比甚至被低估了74。
在对现代精神的全部解释中有如下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1、“客观主义”对现代人类的危机负有责任：整个近代的认识态度都被概括为伽利略构架。
2、那种表述了与客观主义相反的哲学观念的哲学运动是广义上的先验主义，它一直回溯到笛卡尔的怀疑与我思之上。
3、可是由于笛卡尔没有敢于在他的划时代的道路上走到底，所以对先验现象学来说，使笛卡尔的发现彻底化并把反对客观主义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使命始终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现象学觉得对现代人类负有责任并相信能够治愈他们。
这一解释──根据这种解释，近代哲学就是一场在先验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进行的独特斗争──没有为严格意义上的个别问题留下任何空间；我们看到哲学家们都抱有这种唯一历史线索(Linie)的观点，──只是他们不断受到客体和我思之间的两难的困扰。只有通过统一性的哲学问题域，历史目的论的原则以及最终历史哲学的可能性才可以得到维护。下面将对这三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1、胡塞尔关于“客观主义”的观点的独创性在于在科学的观念和方法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分，这种区分对各们科学而言是很特别的：胡塞尔没有考虑把探讨转移到科学方法论或“物理学理论”的层面。有些学者，如爱因斯坦、德·布罗格利(de Broglie)等，或者科学理论家如杜海姆(Duhem)、迈耶尔逊(Meyerson)和巴赫拉德(Bachelard)等，他们所感兴趣的“基础危机”在此不在
3、理性也具有伦理学的涵义，这一涵义表现在对责任一词的经常性的使用中：它针对“作为负责任的人的最终的自我理解――对他自己的人的存在而言” 57，这一涵义在“想－成为－合理的”之中是合乎理性的58。
4、伦理学方面的使命需要一个具有戏剧性特征的时代(Zeit dramatischen Charakter)：我们的危机意识使我们恍然大悟：无限的观念可能沉沦、被遗忘甚至蒙受损害。全部哲学史，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是对使命的无限性的理解与它的自然主义的简化之间的斗争，或者，如其在《危机》中所称，是先验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斗争。哲学观念与世界认识――个别或普遍――的现实可能性之间的不相称导致这样的结果：人类可能会错失自己的使命。使命的每一次实现都冒着失去它的目标的危险，从这里冲突产生了。因此每一次的成功都有双重含义：伽利略便是这样一个胜利－失败的明显的案例：他通过把自然揭示为实现了的数学而掩盖了哲学的观念59。这种危险的双义性（它一直包含在历史的目的论中）并非与康德没有相似之处，对康德来说，幻觉的力量随理性本身的固有本质而产生。只是胡塞尔──撇开这一点不论：对他而言，实证主义而非形而上学才是幻想──已经对戏剧性历史事件的冲突给予了解释，这种冲突在人类使命的内部存在于不可实现的目标和化为现实的事业两者之间。胡塞尔由此接近这样的思考（正如这些思考曾经离开雅斯贝尔斯哲学）：对在我们寻找绝对存在与我们存在的有限性之间的不相称性进行思考。在我们有限性的条件上，这里客观知识普遍性的假象也落空了。
5、使命的无限性、自我实现的理性的运动、意愿的责任性以及历史的危险：所有这些理性范畴在人的新概念中达到顶点。个人不再是“我，这个真正的人” 60――对现象学的还原来说，他作为世界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通过感知、同感、历史报告和社会学的归纳被构造出来）是无效的；现在所指出的与其说是人的无限观念的相关物不如说就是人；维也纳演讲谈到了“无限使命的人类”。上面引用过的手稿对此作了说明：“哲学作为对人的人化的功能，［……］作为最终形式上的人的此在，而对由人类进入人类理性的最初发展形式来说，最终形式同时也就是开端形式” 61；它是这样的“理性，在它之中，理性就是人类”，62“是人的特殊性” 63，理性标示着，“人作为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所欲求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才能够使他得到满足和‘极乐’(‘selig’)” 64。
整个《危机》第6节都致力于把欧洲人的使命等同于实现理性的战斗。这项使命区分了“欧洲人［……］的天生的终极目标（Telos）”65与中国或印度的“纯粹经验人类学类型” 66。正是理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使这种特殊的人性凸现于人类面前：“总而言之，人性是在血缘性和社会性地联系起来的人类中的本质上的人类存在，而且人是理性的生物（理性动物）。只要所有的人都是理性人，人类便只能如此：潜在地指向理性或公开地指向已苏醒过来的理性，理性自身已变得显而易见并且从现在起人类的生成已在本质必然性中成为有意识的、主导性的隐德来希。哲学和科学因此成为普遍的、对人类而言作为‘天生’的理性的觉醒的历史运动。”67这样，理性的概念通过人的概念在存在和历史上得到更进一步的规定，而人通过理性赢得其深远的意义。人符合他的观念的图景，而观念是他的存在的范型。因此危机――它对科学提出质疑，对它的目的、它的观念，或如胡塞尔所说，对它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便是存在的危机：“纯粹事实科学造出纯粹事实人(Tatsachenmenschen)” 68。“如此说来，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普遍性哲学的分支的一切现代科学的危机，意味着欧洲人自己在他的文化生活的全部意义性中以及在他的全部‘生存’中起先潜伏着后来可以日渐暴露的动机。”69
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用一种历史中的理性的哲学把批判哲学与生存论上的企图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一切来自‘生存论’基础的思考当然都是批判性的。”70
在对理性的新范畴结束概览之前，我们注意到“绝然性”（Apodiktizität）这一概念的意义的变化；这种在突出意义上的思辨概念从现在起由关于人的新的观念创造出来。《观念》 第一卷把判断的必然性称之为“绝然的”(apodiktisch)──判断使关于一般性本质(eidetischer)的论断个别化71；与此相反，存在一种单纯的、个体的、‘断然的’(assertorisch)看“72。在这组《危机》手稿中，绝然性与置入理性概念中的自我实现是同义词；与此相应，绝然性便是作为已实现了的理性的人的真理。如果做这样的理解的话，那么绝然性就是历史的无限极点和人的意义。标题为“哲学作为人类的自身思义”的未打算发表的手稿坚定地宣称，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对自身的最终理解就是将自己理解为对其本己存在负责的人，他把自己理解为具有在绝然性中生活之天职的存在──这种绝然性不仅是指对抽象的和通常意义上的绝然科学的从事，而且是指在一个在绝然的自由中向着绝然的理性、向着在其理性的所有生命活动中（在此理性中它就是人类）实现着自己全部具体意义的绝然性；如前所述，一个将自身理解为理性的绝然性［……］”73。因此，绝然性本身也还表达了一种强制，但却是总体使命的强制。
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说，胡塞尔的历史观察只是反思哲学在集体生成的平面上的投射，对反思哲学而言，它在内在性的平面上已经发现它的最终的结构；意识通过把历史的运动理解为精神的历史而赢得进入自身意义的通道；正如反思为历史的理解提供了“意向性的主线”一样，历史可以被描述为“时间性的主线”。根据这一点，意识被认识为无限的、为人的人化而斗争的理性。
三、从欧洲人类危机到先验现象学的道路
我们现在便能够理解胡塞尔对哲学和当代科学危机的看法；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危机》第二部分的本质内容。对上述未发表的手稿的探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限定在现代的解释进行描述的可能性。
文艺复兴是欧洲人类的新的起点；与此相对，古希腊时期的新东西仍停留在黑暗之中，与现代人类的第二次诞生相比甚至被低估了74。
在对现代精神的全部解释中有如下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1、“客观主义”对现代人类的危机负有责任：整个近代的认识态度都被概括为伽利略构架。
2、那种表述了与客观主义相反的哲学观念的哲学运动是广义上的先验主义，它一直回溯到笛卡尔的怀疑与我思之上。
3、可是由于笛卡尔没有敢于在他的划时代的道路上走到底，所以对先验现象学来说，使笛卡尔的发现彻底化并把反对客观主义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使命始终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现象学觉得对现代人类负有责任并相信能够治愈他们。
这一解释──根据这种解释，近代哲学就是一场在先验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进行的独特斗争──没有为严格意义上的个别问题留下任何空间；我们看到哲学家们都抱有这种唯一历史线索(Linie)的观点，──只是他们不断受到客体和我思之间的两难的困扰。只有通过统一性的哲学问题域，历史目的论的原则以及最终历史哲学的可能性才可以得到维护。下面将对这三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1、胡塞尔关于“客观主义”的观点的独创性在于在科学的观念和方法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分，这种区分对各们科学而言是很特别的：胡塞尔没有考虑把探讨转移到科学方法论或“物理学理论”的层面。有些学者，如爱因斯坦、德·布罗格利(de Broglie)等，或者科学理论家如杜海姆(Duhem)、迈耶尔逊(Meyerson)和巴赫拉德(Bachelard)等，他们所感兴趣的“基础危机”在此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