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讨论之列：这种危机完全位于客观性内部；它只涉及科学家并且只要通过科学的进步便可得到克服。与此相反，由胡塞尔课题化的危机与科学的“生活意义性”相关（第2节题为：“ 作为丧失生活意义性的科学的‘危机’” 75。它位于观念的、人的构思的层面上。它是理性的危机，同样也是生存的危机。
现代精神有两项本质上的成就――这些成就由于部分地实现了对整体理解的追求(Bestreben)而同时改变了哲学观念――第一项是使欧氏几何一般化为形式的普遍数学，第二项是对自然界的数学处理。第一项创新虽然仍处于古典科学的路线上，可是这项创新──一方面通过构造一个公理系统（它的确是封闭的演绎领域）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把对对象的抽象推到极致的方式――借助于代数的、然后是分析几何学的以及最后是纯粹形式的普遍分析的帮助，在莱布尼兹对一般性计算法的古老构思的意义上（这一计算法的对象是纯粹一般性的某物）导致“多样性学说”或“逻辑斯谛”76。这样，绝对精确性的领域便可抵达，确切地说，首先是在纯粹几何学的“极限图形”中抵达──与这种图形相关联，每一种被感知或被想象的图形只是一种近似的精确；这个王国是一个封闭的、合理地构造起来的系统，这一系统能够被普遍性科学所掌握。
第二项创新是与伽利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危机》的第二部分对他作了严密而详尽的研究（第7节谈到伽利略不下37页）。他创造了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以“数学的多样性”处理自然，完全像用理想的图形研究几何一样。然而这一天才观点的主旨必须被置于全新的基础上，因为这一步骤奠基于已积淀下来的概念性的自明的基础上78――我们第一次必须把所谓概念的明见性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明见性是客观主义的源泉，――而客观主义是我们处于困境的原因。
首先，伽利略曾一度是由传统认可的几何学思想的继承人；可是由于有生命的意识脱离开这一传统，因此它的“起源”始终隐而不现，也就是说这种理想化成就――它使极限图形与它的感知基础、它的生活环境或者确切地说它的生活世界相分离――是一切意识成就的起源79。伽利略生活在绝然的明见性的“素朴性”中。80
伽利略通过活生生的源泉所切割的第二个明见性在于：感知性是纯粹“主观的”幻觉，“真正的现实性”是数学方式；因此这个要求――以数学为中介观察自然――便是“自明的” 81；这种结论上的伟大发现在前提上是“素朴的”和“独断的” 82。这一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一“主观”的质都被看作是对客观的量的表达和征兆――天才地克服了对测量的性质和计算法的反对。可是由于这一工作假设没有进行自我批判，所以它就不可能如其所是地得到辨识：一种积极的、“有所成就的”(leistend)精神的独创性。因此，这种“对世界的非直接的数学化” 83只有通过结果才能得到证明。数学化应用的扩展便是这种结果，而不是每次都打破先行假定和无穷证明之间的循环；归纳的全部秘密便包含在这个循环中。只是他忽略了一个反思，这个反思才是更为根本的，全部物理学都回涉到以前的当下、回涉到生活世界的预先被给予性84。这一反思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使现象学有可能履行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功能。
在伽利略之后的时代，积淀过程的进一步加剧应该属于伪明见性，这种伪明见性在伽利略的主旨中揭示出当下的反思：代数在这里使全部数学和数学物理学屈服于技术化――在技术化中与棋牌类似的对符号的应用清除了一切思维活动中理解的因素。因此科学变得：“表面化了” 85并且丧失了揭开它的“成就” (Leistungen)86的线索。
出于所有这些在伽利略本人的时代无法得到阐释的原因，这位数学物理学的创始人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天才：他揭示了世界的数学本性，但同时却又遮蔽了它，因为世界是意识的成就。87
在这一点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胡塞尔在对历史解释之生动进行中形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很明显，对伽利略动机的洞察只能来源于事后的回顾，因为当代危机使原初的危机明朗化，并同时使人明白了当代方向性的丧失。与其从心理学上理解伽利略，不如从历史上理解贯穿于他的观念的运动；所以一切仅仅取决于整体的意义――这一意义来源于他的著作并最终仅仅在由他而产生的历史中得到规定。人们可以把这种动机分析描述为理性的心理学分析，就像J.-P. 萨特讨论生存论的心理分析一样，因为对胡塞尔来说，只有历史才真正揭穿这个纲领。
2、自然主义的独断论必须受到批判。这一点由于双重的困境而导致疑问：为什么此后有两种逻辑学：普遍的数学和实验逻辑学，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甚至可以询问为什么有两种数学和两种规律性：一方面是理想的数学和先天的规律性，另一方面是非直接地应用于自然的数学和后天的规律性？
然而最不堪忍受的困境表现在心理学领域：如果自然可以全面地被数学化，那么一方面心理事物必定与身体事物相分离，因为物理学只有通过对意识的放弃才能得到把握；可是另一方面心理事物是根据身体事物的蓝本得到说明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上是能够一般化的，这些问题间接地证明某种东西已经丧失：主体性。
笛卡尔的功绩在于，第一个进行了关于意识优先于它的一切对象的彻底反思；据此，他成为哲学中先验动机的论证者，惟有这一动机才能摧毁自然主义独断论的素朴性。
头两个《沉思》的意义比人们起先可能预料的更大，也比笛卡尔本人所意识到的更大。
笛卡尔对数学的、物理的以及感性的明见性的自主有效性进行了批判。他的怀疑位于每一种可设想的批判的开端。他把怀疑看作是首要的，它“穿过不再能够超越准怀疑主义时代的地狱并推进到绝对理性哲学的天堂的入口而且系统地构造哲学自身” 88。笛卡尔通过使存在彻底失败的方式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基础，用一句话表述便是：“我思所思(Ego cogito cogitata)”。这个简明的表达式的意义在于，世界作为固定的自在之物已经丧失作用，只有作为“被思的”才能重新有效；我思之所思(Cogitatum des Cogito)是世界上唯一无可怀疑的存在。笛卡尔将那个连怀疑也不能动摇的“我思” （他称之为“观念”）领域扩展到了“所思”领域之上，通过这种方式，他已含蓄地采用意向性作为基本原则89，并且开始把一切客观明见性联结到我思的原初明见性上。
但是笛卡尔也是歪曲自己思想的第一人，他始终囿于伽利略的明见性；而且对他来说，物理学的真理是一种数学真理，对怀疑和我思的全面实施只是用来强化客观主义；因此“我思”中的“我”被理解为“所思的东西”(res cogitans)”、真正的心灵，或者说被理解为心理学的事实――当人们把（从数学上得到理解的）自然一笔勾销时，剩下的便是这种真实；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心灵具有“外在性”，上帝是上帝观念的原因，而物质性的“物”是世界观念的原因。笛卡尔没有看到：这个被这一时代所“去世界化” (entweltlich)90的我，像身体一样，也是一个“现象”：“对他来说始终被遮蔽的是，一切诸如我与你、内在与外在之类的区分首先在绝对自我中得到‘构造’。” 91
这个错误的办法――它与试图证实科学的客观性相关――说明了笛卡尔主义的特有的命运：从中不仅产生了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全都朝向对自在存在的绝对认识），而且产生了怀疑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从对我思的心理逻辑斯谛的解释中引出它的所有命题）。前一思潮已经清除了怀疑的动机并且取消了回到自我的还原，后一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作为奠基性的主体性的本质并摧毁了一切真理。
3、不同寻常的是，与康德的研究相比，胡塞尔更为详尽地探讨了伽利略和笛卡尔。在最本
现代精神有两项本质上的成就――这些成就由于部分地实现了对整体理解的追求(Bestreben)而同时改变了哲学观念――第一项是使欧氏几何一般化为形式的普遍数学，第二项是对自然界的数学处理。第一项创新虽然仍处于古典科学的路线上，可是这项创新──一方面通过构造一个公理系统（它的确是封闭的演绎领域）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把对对象的抽象推到极致的方式――借助于代数的、然后是分析几何学的以及最后是纯粹形式的普遍分析的帮助，在莱布尼兹对一般性计算法的古老构思的意义上（这一计算法的对象是纯粹一般性的某物）导致“多样性学说”或“逻辑斯谛”76。这样，绝对精确性的领域便可抵达，确切地说，首先是在纯粹几何学的“极限图形”中抵达──与这种图形相关联，每一种被感知或被想象的图形只是一种近似的精确；这个王国是一个封闭的、合理地构造起来的系统，这一系统能够被普遍性科学所掌握。
第二项创新是与伽利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危机》的第二部分对他作了严密而详尽的研究（第7节谈到伽利略不下37页）。他创造了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以“数学的多样性”处理自然，完全像用理想的图形研究几何一样。然而这一天才观点的主旨必须被置于全新的基础上，因为这一步骤奠基于已积淀下来的概念性的自明的基础上78――我们第一次必须把所谓概念的明见性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明见性是客观主义的源泉，――而客观主义是我们处于困境的原因。
首先，伽利略曾一度是由传统认可的几何学思想的继承人；可是由于有生命的意识脱离开这一传统，因此它的“起源”始终隐而不现，也就是说这种理想化成就――它使极限图形与它的感知基础、它的生活环境或者确切地说它的生活世界相分离――是一切意识成就的起源79。伽利略生活在绝然的明见性的“素朴性”中。80
伽利略通过活生生的源泉所切割的第二个明见性在于：感知性是纯粹“主观的”幻觉，“真正的现实性”是数学方式；因此这个要求――以数学为中介观察自然――便是“自明的” 81；这种结论上的伟大发现在前提上是“素朴的”和“独断的” 82。这一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一“主观”的质都被看作是对客观的量的表达和征兆――天才地克服了对测量的性质和计算法的反对。可是由于这一工作假设没有进行自我批判，所以它就不可能如其所是地得到辨识：一种积极的、“有所成就的”(leistend)精神的独创性。因此，这种“对世界的非直接的数学化” 83只有通过结果才能得到证明。数学化应用的扩展便是这种结果，而不是每次都打破先行假定和无穷证明之间的循环；归纳的全部秘密便包含在这个循环中。只是他忽略了一个反思，这个反思才是更为根本的，全部物理学都回涉到以前的当下、回涉到生活世界的预先被给予性84。这一反思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使现象学有可能履行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功能。
在伽利略之后的时代，积淀过程的进一步加剧应该属于伪明见性，这种伪明见性在伽利略的主旨中揭示出当下的反思：代数在这里使全部数学和数学物理学屈服于技术化――在技术化中与棋牌类似的对符号的应用清除了一切思维活动中理解的因素。因此科学变得：“表面化了” 85并且丧失了揭开它的“成就” (Leistungen)86的线索。
出于所有这些在伽利略本人的时代无法得到阐释的原因，这位数学物理学的创始人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天才：他揭示了世界的数学本性，但同时却又遮蔽了它，因为世界是意识的成就。87
在这一点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胡塞尔在对历史解释之生动进行中形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很明显，对伽利略动机的洞察只能来源于事后的回顾，因为当代危机使原初的危机明朗化，并同时使人明白了当代方向性的丧失。与其从心理学上理解伽利略，不如从历史上理解贯穿于他的观念的运动；所以一切仅仅取决于整体的意义――这一意义来源于他的著作并最终仅仅在由他而产生的历史中得到规定。人们可以把这种动机分析描述为理性的心理学分析，就像J.-P. 萨特讨论生存论的心理分析一样，因为对胡塞尔来说，只有历史才真正揭穿这个纲领。
2、自然主义的独断论必须受到批判。这一点由于双重的困境而导致疑问：为什么此后有两种逻辑学：普遍的数学和实验逻辑学，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甚至可以询问为什么有两种数学和两种规律性：一方面是理想的数学和先天的规律性，另一方面是非直接地应用于自然的数学和后天的规律性？
然而最不堪忍受的困境表现在心理学领域：如果自然可以全面地被数学化，那么一方面心理事物必定与身体事物相分离，因为物理学只有通过对意识的放弃才能得到把握；可是另一方面心理事物是根据身体事物的蓝本得到说明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上是能够一般化的，这些问题间接地证明某种东西已经丧失：主体性。
笛卡尔的功绩在于，第一个进行了关于意识优先于它的一切对象的彻底反思；据此，他成为哲学中先验动机的论证者，惟有这一动机才能摧毁自然主义独断论的素朴性。
头两个《沉思》的意义比人们起先可能预料的更大，也比笛卡尔本人所意识到的更大。
笛卡尔对数学的、物理的以及感性的明见性的自主有效性进行了批判。他的怀疑位于每一种可设想的批判的开端。他把怀疑看作是首要的，它“穿过不再能够超越准怀疑主义时代的地狱并推进到绝对理性哲学的天堂的入口而且系统地构造哲学自身” 88。笛卡尔通过使存在彻底失败的方式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基础，用一句话表述便是：“我思所思(Ego cogito cogitata)”。这个简明的表达式的意义在于，世界作为固定的自在之物已经丧失作用，只有作为“被思的”才能重新有效；我思之所思(Cogitatum des Cogito)是世界上唯一无可怀疑的存在。笛卡尔将那个连怀疑也不能动摇的“我思” （他称之为“观念”）领域扩展到了“所思”领域之上，通过这种方式，他已含蓄地采用意向性作为基本原则89，并且开始把一切客观明见性联结到我思的原初明见性上。
但是笛卡尔也是歪曲自己思想的第一人，他始终囿于伽利略的明见性；而且对他来说，物理学的真理是一种数学真理，对怀疑和我思的全面实施只是用来强化客观主义；因此“我思”中的“我”被理解为“所思的东西”(res cogitans)”、真正的心灵，或者说被理解为心理学的事实――当人们把（从数学上得到理解的）自然一笔勾销时，剩下的便是这种真实；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心灵具有“外在性”，上帝是上帝观念的原因，而物质性的“物”是世界观念的原因。笛卡尔没有看到：这个被这一时代所“去世界化” (entweltlich)90的我，像身体一样，也是一个“现象”：“对他来说始终被遮蔽的是，一切诸如我与你、内在与外在之类的区分首先在绝对自我中得到‘构造’。” 91
这个错误的办法――它与试图证实科学的客观性相关――说明了笛卡尔主义的特有的命运：从中不仅产生了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全都朝向对自在存在的绝对认识），而且产生了怀疑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从对我思的心理逻辑斯谛的解释中引出它的所有命题）。前一思潮已经清除了怀疑的动机并且取消了回到自我的还原，后一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作为奠基性的主体性的本质并摧毁了一切真理。
3、不同寻常的是，与康德的研究相比，胡塞尔更为详尽地探讨了伽利略和笛卡尔。在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