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供一个纲领，那么为什么要走历史这条弯路，而不走直接的反思之路？
在维也纳演讲中对这个困难――它十分明显地规定了《危机》的哲学的思路――只出现了几处暗示。这篇著作中有好几个段落明确了专门研究这一方法的中心点。36
一方面很清楚的是，人们只能根据哲学的直觉把历史解释为意义的实现、向一个永恒顶点的发展；这样人们只能从社会类型学转向人的观念，以避免人类动物学的危险。“可是这个（预感）给予我们有目的的指引：为了在欧洲历史中发现最为重要的关系――在我们对这些关系的追求中被预感的东西成为经过证实的确定性。”37
《危机》第15节（标题为“对我们的历史观察方式的反思”）更清晰地突出了这一方法与在历史学家意义上的另一方法之间的对立：对目的论的研究不能与意图分开，“为我们获得关于我们自身的明晰性”38。只要我们一同参与历史的实现，历史便是我们自身理解的一个因素：“我们试图吸取和理解那个在一切历史目标的设置之中、在历史转型的对抗和合作中起作用的统一性，并且在不断的批评中（这一批评所看到的始终只是作为个人的历史的全部关系）最终直观到一个历史的使命，我们将这个使命认作是我们自己个人唯一独有的使命。一个直观本不是来自于外部，不是来自于事实，仿佛我们形成于其中的时间性生成就是因果性的纯粹表面上的先后相继，相反，直观是来自于内部。我们不仅具有精神遗产，而且我们本身也无非就是历史－精神的生成者，这样我们才具有真正为我们所特有的使命”39。由于历史是我们的历史，因此历史的意义是我们的意义：“在向目标的原创之回溯中澄清历史，这种方式是连接未来一代的链条，［……］――这一点，我认为，无非就是哲学家的真正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即对他的本来意欲之所在的自身思义，对那些来源于并作为精神祖先之意欲而处在他的意欲之中东西的自身思义。”40
然而可能有反对意见：这些文本虽然指出，精神的历史不具有自立性，而是属于自身理解。但是它们并没有指出，对其自身的理解只能通过穿越精神历史的迂回道路来进行。
在这里表露出胡塞尔思想中的新的东西：哲学观念的基本路线只能从历史上读出；历史既不是臆造的弯路，也不是徒劳的弯路：正是由于理性作为历史的永恒的使命（假设了不断进步的实现），历史才是揭示超历史意义的享有特权的场所。由于我揭示了起源和原设立――它也是在未来境域中的一个构思、一次最终设立41，因此我便能知道我是谁。对历史本身的理解的历史性特征变得显而易见，如果人们在与偏见作斗争的关系中看出这一点的话：笛卡尔曾教导说，明见性就是对偏见的战胜；可是偏见始终具有历史涵义；与其说它天真幼稚，不如说它古风犹存，它具有“积淀的”特点：它的“自明性”是“它的个人的以及非历史的劳动的基础”42，而我能够从被掩埋的、沉淀的历史中摆脱出来――仅仅通过我与“被隐藏”在积淀活动之下的意义重新建立联系，使之重新变成鲜活生动的当下。我用同样的方式把握历史目的论的统一性和内向性的深度。只有通过下面的方式我才能获得进入我的通道：我重新意识到“祖先”43的目标――只有当我把这个目标理解为我的生活的当下有效的意义时，我才能够领会它。胡塞尔把这种既是反思的又是历史的方法称为“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有时也称为“历史的返身思义”(Rückbesinnung) 44或“历史与批评的返身思义”45
简而言之，只有历史才赋予进行哲学探讨的主体的使命以一种广泛的无限性和总体性；每位哲学家都提交一份自我解释、一把打开他的哲学的钥匙；“可是，即使我们通过详尽的历史研究而对这种‘自我解释’（而且哪怕是对哲学家的整个链条的‘自我解释’）有相当的了解，我们仍然无法从中获悉，‘它’在意向内向性的隐蔽统一之中（单单是这种内向性便形成了历史的统一性）究竟要在所有这些哲学家中‘意欲何在’”。只有在最终创造中这一点才显示出来，只有从这一设定出发，一切哲学和哲学家的统一朝向性(Ausgerichtetheit)才呈现出来，并且从这一设定出发，才可以获得一种澄明，在此澄明中，人们便会理解过去的思想家，而他们本人从未能够这样理解自己。”46因此，援引孤立的文本并使之成为支离破碎的解释的基础，是毫无意义的：哲学家的意义只向“批判的总观(Gesamtschau)”47呈现。这种总观仅仅在与哲学观念的“统一性的被朝向性” 48中揭示哲学家的这种被朝向性。
因此胡塞尔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对历史的思考导致了对哲学意义的深入的改变，诸如“自身思义”和“人属”(Menschtum)之类的新的表达的出现已经很明显地暗示了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内在地产生于反思哲学自身。
如果一个人真的想用一个独特的概念概括所有的成就――这一成就是胡塞尔通过对历史思考的反作用另外获得的，那么他就可以说：为了重新采纳康德关于理性和知性的对立的思想，现象学已发展成一种动态的理性的哲学（正是在历史哲学的领域中与康德进行比较有可能扯得相当远）。［……］如所周知，这种当下地处于每一个先验观念之中的要求，即对绝对完善性的要求、对在无限者中累计所有有限者的要求，曾经造成了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学和理性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假象(Schein)；可是甚至在假象的揭示中，这一要求仍然以规范性原则的形式一直发挥着作用。然而康德自己已经意识到：如果重新采纳柏拉图的理念的概念，他就始终会忠于这位希腊哲人的精神。对这位哲人来说，理念既是理解的原则（作为数学和宇宙学的理念）也是应然(Sollen)和行动的原则（作为道德理念、公正、美德等等），二者没有彼此分开。理性一直要求总体的秩序，并因此把自身描述为既是思辨思维的伦理学，又是伦理学的智慧性。
通过用“理性”概念对五个因素的概括，胡塞尔重新采纳了柏拉图和康德的路线并加以发展。这些因素在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中已经以另一种顺序作了描述：
1、理性不仅仅是认识的批判：它在具有所有的创造意义的活动（思辨活动、伦理活动、审美活动等）中发现统一性的使命。它包括文化的全部领域，是文化统一性的纲领。在《观念》中理性的思辨涵义强得多，并且与现实性问题相关。理性指导着看的有效性――看，出自原初的直观并与这种直观一道为明见性奠基（对此可参见《观念》第一卷第4节全文，这一节的标题为“理性与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已经需要一种完满、一种在看中对每一意向的履行。
在《危机》中理性根据它的总体性特征获得了“存在”的涵义：它包含“对人的全部存在的意义或无意义的追问” 49；它涉及“人类在对人的和外在于人的环境的态度中的自由抉择以及在其可能性中自由地合理地塑造自身和环境” 50等问题。第3节强调观念和理想的“绝对的”、“永恒的”、“超时间的”、“无条件的”有效性51，――这个有效性赋予理性问题以真正的尖锐性；可是这些理想恰恰构成人的存在的尊严，它超然于每一种纯思辨的定义之上。“人类”的本质是理性，因为并且只要这一本质使人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相关联（第5节）。
2、理性被动态地理解为“成为－理性的”(vernünftig-werden)52；哲学是“达致自身的绝对理性” 53。在这一时期一份很重要的未发表的手稿的页边处54可发现作为标题的这样的一句话：“哲学作为在理性发展阶段上的人类的自身思义和自我实现，需要把自身思义的发展阶段看作它的功能。”55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了“在自我澄明的不断运动中的理性”。 56
从这里出发历史才有可能，但仅仅作为理性的实现。历史不是一种进化，这意谓着从没有意义的东西中引伸出有意义的东西；历史还是一个纯粹的冒险
在维也纳演讲中对这个困难――它十分明显地规定了《危机》的哲学的思路――只出现了几处暗示。这篇著作中有好几个段落明确了专门研究这一方法的中心点。36
一方面很清楚的是，人们只能根据哲学的直觉把历史解释为意义的实现、向一个永恒顶点的发展；这样人们只能从社会类型学转向人的观念，以避免人类动物学的危险。“可是这个（预感）给予我们有目的的指引：为了在欧洲历史中发现最为重要的关系――在我们对这些关系的追求中被预感的东西成为经过证实的确定性。”37
《危机》第15节（标题为“对我们的历史观察方式的反思”）更清晰地突出了这一方法与在历史学家意义上的另一方法之间的对立：对目的论的研究不能与意图分开，“为我们获得关于我们自身的明晰性”38。只要我们一同参与历史的实现，历史便是我们自身理解的一个因素：“我们试图吸取和理解那个在一切历史目标的设置之中、在历史转型的对抗和合作中起作用的统一性，并且在不断的批评中（这一批评所看到的始终只是作为个人的历史的全部关系）最终直观到一个历史的使命，我们将这个使命认作是我们自己个人唯一独有的使命。一个直观本不是来自于外部，不是来自于事实，仿佛我们形成于其中的时间性生成就是因果性的纯粹表面上的先后相继，相反，直观是来自于内部。我们不仅具有精神遗产，而且我们本身也无非就是历史－精神的生成者，这样我们才具有真正为我们所特有的使命”39。由于历史是我们的历史，因此历史的意义是我们的意义：“在向目标的原创之回溯中澄清历史，这种方式是连接未来一代的链条，［……］――这一点，我认为，无非就是哲学家的真正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即对他的本来意欲之所在的自身思义，对那些来源于并作为精神祖先之意欲而处在他的意欲之中东西的自身思义。”40
然而可能有反对意见：这些文本虽然指出，精神的历史不具有自立性，而是属于自身理解。但是它们并没有指出，对其自身的理解只能通过穿越精神历史的迂回道路来进行。
在这里表露出胡塞尔思想中的新的东西：哲学观念的基本路线只能从历史上读出；历史既不是臆造的弯路，也不是徒劳的弯路：正是由于理性作为历史的永恒的使命（假设了不断进步的实现），历史才是揭示超历史意义的享有特权的场所。由于我揭示了起源和原设立――它也是在未来境域中的一个构思、一次最终设立41，因此我便能知道我是谁。对历史本身的理解的历史性特征变得显而易见，如果人们在与偏见作斗争的关系中看出这一点的话：笛卡尔曾教导说，明见性就是对偏见的战胜；可是偏见始终具有历史涵义；与其说它天真幼稚，不如说它古风犹存，它具有“积淀的”特点：它的“自明性”是“它的个人的以及非历史的劳动的基础”42，而我能够从被掩埋的、沉淀的历史中摆脱出来――仅仅通过我与“被隐藏”在积淀活动之下的意义重新建立联系，使之重新变成鲜活生动的当下。我用同样的方式把握历史目的论的统一性和内向性的深度。只有通过下面的方式我才能获得进入我的通道：我重新意识到“祖先”43的目标――只有当我把这个目标理解为我的生活的当下有效的意义时，我才能够领会它。胡塞尔把这种既是反思的又是历史的方法称为“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有时也称为“历史的返身思义”(Rückbesinnung) 44或“历史与批评的返身思义”45
简而言之，只有历史才赋予进行哲学探讨的主体的使命以一种广泛的无限性和总体性；每位哲学家都提交一份自我解释、一把打开他的哲学的钥匙；“可是，即使我们通过详尽的历史研究而对这种‘自我解释’（而且哪怕是对哲学家的整个链条的‘自我解释’）有相当的了解，我们仍然无法从中获悉，‘它’在意向内向性的隐蔽统一之中（单单是这种内向性便形成了历史的统一性）究竟要在所有这些哲学家中‘意欲何在’”。只有在最终创造中这一点才显示出来，只有从这一设定出发，一切哲学和哲学家的统一朝向性(Ausgerichtetheit)才呈现出来，并且从这一设定出发，才可以获得一种澄明，在此澄明中，人们便会理解过去的思想家，而他们本人从未能够这样理解自己。”46因此，援引孤立的文本并使之成为支离破碎的解释的基础，是毫无意义的：哲学家的意义只向“批判的总观(Gesamtschau)”47呈现。这种总观仅仅在与哲学观念的“统一性的被朝向性” 48中揭示哲学家的这种被朝向性。
因此胡塞尔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对历史的思考导致了对哲学意义的深入的改变，诸如“自身思义”和“人属”(Menschtum)之类的新的表达的出现已经很明显地暗示了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内在地产生于反思哲学自身。
如果一个人真的想用一个独特的概念概括所有的成就――这一成就是胡塞尔通过对历史思考的反作用另外获得的，那么他就可以说：为了重新采纳康德关于理性和知性的对立的思想，现象学已发展成一种动态的理性的哲学（正是在历史哲学的领域中与康德进行比较有可能扯得相当远）。［……］如所周知，这种当下地处于每一个先验观念之中的要求，即对绝对完善性的要求、对在无限者中累计所有有限者的要求，曾经造成了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学和理性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假象(Schein)；可是甚至在假象的揭示中，这一要求仍然以规范性原则的形式一直发挥着作用。然而康德自己已经意识到：如果重新采纳柏拉图的理念的概念，他就始终会忠于这位希腊哲人的精神。对这位哲人来说，理念既是理解的原则（作为数学和宇宙学的理念）也是应然(Sollen)和行动的原则（作为道德理念、公正、美德等等），二者没有彼此分开。理性一直要求总体的秩序，并因此把自身描述为既是思辨思维的伦理学，又是伦理学的智慧性。
通过用“理性”概念对五个因素的概括，胡塞尔重新采纳了柏拉图和康德的路线并加以发展。这些因素在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中已经以另一种顺序作了描述：
1、理性不仅仅是认识的批判：它在具有所有的创造意义的活动（思辨活动、伦理活动、审美活动等）中发现统一性的使命。它包括文化的全部领域，是文化统一性的纲领。在《观念》中理性的思辨涵义强得多，并且与现实性问题相关。理性指导着看的有效性――看，出自原初的直观并与这种直观一道为明见性奠基（对此可参见《观念》第一卷第4节全文，这一节的标题为“理性与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已经需要一种完满、一种在看中对每一意向的履行。
在《危机》中理性根据它的总体性特征获得了“存在”的涵义：它包含“对人的全部存在的意义或无意义的追问” 49；它涉及“人类在对人的和外在于人的环境的态度中的自由抉择以及在其可能性中自由地合理地塑造自身和环境” 50等问题。第3节强调观念和理想的“绝对的”、“永恒的”、“超时间的”、“无条件的”有效性51，――这个有效性赋予理性问题以真正的尖锐性；可是这些理想恰恰构成人的存在的尊严，它超然于每一种纯思辨的定义之上。“人类”的本质是理性，因为并且只要这一本质使人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相关联（第5节）。
2、理性被动态地理解为“成为－理性的”(vernünftig-werden)52；哲学是“达致自身的绝对理性” 53。在这一时期一份很重要的未发表的手稿的页边处54可发现作为标题的这样的一句话：“哲学作为在理性发展阶段上的人类的自身思义和自我实现，需要把自身思义的发展阶段看作它的功能。”55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了“在自我澄明的不断运动中的理性”。 56
从这里出发历史才有可能，但仅仅作为理性的实现。历史不是一种进化，这意谓着从没有意义的东西中引伸出有意义的东西；历史还是一个纯粹的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