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埃尔•布迪厄的众多作品中，《国家精英》可能是最为费解，最具矛盾性的，无疑这些原因给国外读者带来了许多困惑。它的矛盾性体现在：第一，它引用的实证材料的性质与范围全部源自法国本土，然而其分析的意图与所达到的深度却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第二，这是一部深深烙上了布迪厄社会学风格的作品，所有的问题全部被具体材料实证化、数据化了，但是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又赋予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并使它置于本世纪末有关权力、文化和理性讨论的漩涡之中。 

　　《国家精英》以《区隔》[1]为基础，并在诸多方面作了伸展。它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中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借助这种构造，社会统治巧妙地伪饰了自己并使自身得以世代传承。它深刻地挖掘出了1968年5月法国社会巨变以来的二十年中，阶级、文化、教育体系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特征，这种全方位的研究甚至比《区隔》表现得更为出色。同时，正如M•莫斯（MarcelMauss）所指出的,在一部优秀的人类学著作中：“那些貌似无用的细节材料事实上正是原理的浓缩”,[2]布迪厄揭示的这些理论，无论对于其它国家来说，还是对于这个新的世纪来说，都是同样具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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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第一条重要原理是物质权力与象征权力之间那种变动不居而顽固执拗的关系：二者彼此抵触而又暗中妥协，独立自足而又共同串通，保持距离而又相互依赖。正如韦伯的精确概括，在每一种统治的结构中，那些“通过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获得了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强加于众人，而且，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有所变化，从纯粹地拥有实际权力转换到获取权力的体系中，并希望看到自己因而受到尊敬。”[3]在封建社会中，教会机构的使命是：将贵族们通过控制武器、土地和财富而获得的（物质的）权力转换成神圣的权力；牧师的权威则表现为：替这些新贵族阶层的统治提供证明并从而使其统治更为坚固。布迪厄认为，在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复杂社会中，学校接管了这种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所以现在不是一种资本而是有两种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通向了权力地位，决定了社会的空间结构，并且主宰了团体与个人的人生机遇和轨迹。 

　　文凭有利于界定当前的这种社会等级秩序。从中世纪的教会法典意义上说，这种社会等级秩序表现为世俗与精神、凡尘与天国之间的差别。该差别不仅通过把男人与女人分类、安排在组成社会等级结构的不同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还通过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外化为个人欲求、努力程度及天生禀赋的不可避免的差异，从而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确立了一种不可通约的价值尺度。这是因为文化资本——尽管主要通过家庭来积累与传承——看上去却似乎是资本持有者所天 

　　罗克•华康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是他为布迪厄的《国家精英》英译版（TheStateNobility，剑桥，政治出版社，1997）所作的前言。 

　　生固有的，它努力“将先天继承的特权与后天获取的优良品行化合在一起”，[4]这一事实使文化资本非常适合于将社会特权的世代传承合法化，尽管民主理想试图去打破这种传承。 

　　这里，布迪厄的研究目标是社会炼金术的运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得以掩饰了自己的本质，即它是如何把置根于经济与政治等物质权力的那种历史武断的社会秩序转变成文化精英阶层们温文尔雅之外部表现的。社会等级制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员优秀与否的尺度，使一部分人获得了社会尊严，使另一部分人沦落下层，而社会炼金术的运作则使得无论尊严者还是沦落者都对自己处境的形成原因懵懂无知。从这个角度看来，文化精英们获得学位，就不是凡•吉勒普(VanGennep)所谓的“通过仪式”，而毋宁是一种“制度仪式”，[5]与其说它在之前与之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它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其能够统治的对象群中辨别并超拔出来了。它激发了下层群体对他们的尊敬与奉献，甚至，从更强的意义上说，它使他们神圣化了（任何一个参加过英国或美国主要高等学府学位授予典礼的人，都不会不震撼于他们那种古典式的虔诚）。从词源学上看，文凭（Credentials）的词根是credere,有信任的含义，从而，文凭的权威性证明了新的阶级统治的合法性生产得到了集体的信任，而毕业学位的授予，则意味着这个较长周期的生产过程到了最高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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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尽管在马克•布洛赫(MarcBloch)看来，中世纪时期“授爵仪式的深层意义”是“骑士的思想观念深刻转型的一个象征”，[6]但布迪厄认为，经由教育获得头衔——它是晋升到私人企业与政府机构高层地位的先决条件——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标志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的巩固，以及一种相应的社会策略的转变。通过这样一种策略，统治阶级迅速地并不断地自我转变，从而维持并控制了自己的统治。 

　　在封建社会中，世俗与精神两极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武士与牧师之间、军队与贵族之间、武器使用者与语词使用者之间的相对简单、二元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反对关系。随着正式的理性国家的建立及相应的“第二资本”的优势的确立（布迪尔强调，这两个概念是有相互联系的历史发明），这种敌对的双方被更换成更为复杂的、由多种场域交叉联系构成的网状系统，而诸种形式的社会权力便在这些场域中有效地流通并集中。这种互相依赖的网状链条把自己严密地缝合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总体，布迪厄称之为“权力场域”（这是布迪厄1970年代早期提出的一个概念，但在本书中第一次从理论上和实证材料上作了完善）。“权力场域”从经济场域这一端一直延伸到文化生产场域那一端。[7]以法国为例，十九世纪的工业家与艺术家、二十世纪的经营管理者与知识分子，分别是经济场域和文化生产场域的统治者，成了社会统治的化身。在两个权力场域之间，则陈列着政治、高级社会服务、职业者和高等学府等众多场域，它们或与经济资本相适应，或与文化资本相符合，分别占有不同的优势，从而形成彼此之间或对称或对抗的关系。 

　　随着不同类型的资本和自治场域的激增——由于资本与场域相互界定、彼此规范，所以这两个命题在布迪厄看来，是对同一时代潮流的一种等价的概念性转换——也随着只能粗略区分且相互转换的各权力之间的那种较为透明的“机械性统一”让位于高度区分且不可通约的各权力之间的那种更为复杂的“有机性统一”，不同资本、不同场域之间的张力上升了，冲突时有可能发生。因为形形色色的资本业已成为社会统治力量的现实，预示着必须处理、调停众多问题，诸如何种资本具有社会首要性、何种资本具有社会合法性等等。于是，权力场域完全变成了一个竞技场，其中各种资本的占有者彼此竞争，以求战胜对方，取得优势。在这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它常被误解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冲突），制胜的武器筹码便是参与竞争的各种资本的相对价值及其有效性，而竞争则尤其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交换率”的提高来完成。 

　　正是在这里，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精英制造的系统工程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各种权力形式相互共存与竞争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而这些权力日益依赖于转换成文凭来确立自己的神圣性，使自身永存不朽。高等教育工程不仅保证了那些业已垄断特权的家族的儿孙们（贵族成员，无论是基于血缘的还是文凭的，基本上都是男性）优先并迅速地进入到统治阶层，而且，它的高度自治和清晰的内部区分（这种区分，与组成主要权力场域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之间的区分相适应），也使它能够通过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