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国家精英》英译本引言(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但布迪厄一以贯之的兴趣却在学校，他把学校界定为时代社会秩序的捍卫者。这种捍卫通过“国家魔术”来完成，而后者则通过划分客观物质（资本），同时划分主体认知能力将社会分层神圣化了。
韦伯曾经警告道“教育的专利权将生产出一个特权阶级”，这一预言被证实了，统治着今天大资本公司与政府机构的技术专家们，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全副武装的权力和头衔——财富的、教育的及血统的。他们并不需要——在身世与品行、责任与成就、继承与自我奋斗、传统氛围与现代效率之间——作出选择，因为他们全部拥有这一切。当然，布迪厄对国家贵族的严肃分析，并不会将我们推向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消极被动的悲观主义，也不会导致夸夸其谈“文化政治”的激进主义。因为符号权力在充分实现自己合法功能的过程中具有一种自动性，这种自动性使得符号权力除了致力于自我再生产外，还必然包含了其它的社会服务功能。当合法性的链条延伸得更广、更趋复杂时，当社会统治以正义、普遍性和共同幸福的名义在进行时，这种社会服务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布迪厄呼吁对历史理性主义加以限制，其缘由不是尼采似的在“权力意志”激励下的虚幻错觉，也不是哈贝马斯根置在人类交往的内部结构中的永恒理性，而是他自己对众多社会微观世界——诸如科学、艺术、法律及政治等场域——的历史发明，在这类微观世界中，可以揭示出——尽管不一定十分精确——普遍性的原理。[23]统治游戏的积极支持者发现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提供理性的证明时，无疑能逼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推动社会正义的前行。
与普遍性抗衡无异于玩火。知识分子作为“普遍社团主义”的支持者，其整体功能是推动世俗权力达到预期的标准，使之符合知识分子所呼吁的正义准则——尽管只是虚伪地推动着。这就把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推向了我们时代论争的中心。因为统治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召唤的科学愈多，科学工具及其结果就被统治者利用得愈多。《国家精英》一书的政治意义与目的就在这儿：它揭示了社会统治的本质面貌，从而使我们保留了一种最好的武器来反抗统治的理性化——尽管这种反抗只是后现代主义者早已疲倦不堪了的吁求。
注释
[1]皮埃尔•布迪厄：《区隔：一种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
[2]MarcelMausse：《人类学教程》巴黎Payot图书室1989P7
[3]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HansGers和WrightMills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4]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见JohnG.Richarson编《教育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手册》（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86）P125。该文是布迪厄资本理论的概述，分析了资本的基本形式，各自特点，转换方式及文化资本的分类。
[5]皮埃尔•布迪厄，“制度仪式”，见《语言与符号暴力》（剑桥，政治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P117-127
[6]MarcBloch,《封建社会》（巴黎，AlbinMichel,1968）
[7]皮埃尔•布迪厄，“权力场域、知识分子场域与阶级惯习”，《社会学》1971年第1期。关于场域概念的综合讨论参看“场域的特征”，见《社会学问题》（RichardNice译，伦敦,SagePublication,1993）；具体的实证材料参看《文化生产场域》（PeterCollier译，剑桥，政治出版社，及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
[8]有关皮埃尔•布迪厄对法国高校场域的分析，参看华康德“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学：学术人神话”《社会学论坛》1990年冬季卷，P677--689
[9]皮埃尔•布迪厄对法国十九世纪金钱与艺术之间互相反对的历史关系作了回顾。见《艺术的法则：文学场域的生成和结构》（巴黎，EditionsduSeuil,1992）
[10]AlfredNorthWhitehead,《科学与现代世界》（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48）P52.
[11]关于这些差别，分别参看，IraKatznelson与MargaretWeir,《学校大观：种族、阶级与民主理念的滑落》（纽约，基本图书室，1987）P208—221；BarbaraHeyns与BarbaraFalsey,“高校渠道：私立与公立学校反思”《教育社会学》第57期，1984年冬季卷，P111—122；W.Cookson.Jr与CarolineHodgesPresell,《权力的准备：美国精英寄宿学校》（纽约，基本图书室，1985）；StevenBrint与JeromeKarabel,《扭曲了的梦想：社区大学和美国教育机会的承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WilliamKingstonPowell与LionelS.Lewis编《高层的轨迹：精英学校与社会分层研究》（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
[12]Cookson与Persell，《权力的准备》，P15。下文引述的那些材料也出自这本优秀的研究著作，第3章。
[13]CarolineHodges与PeterW.Cookson.Jr,“特权与交换：精英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社会问题》第33期，1985年12月，P114--129
[14]MichaelUseem与JeromeKarabel,“通向公司高层管理的教育”《美国社会观察》第51期，1986年4月，P184—200。
[15]MichaelUseem，《内部圈子：大公司与美、英国商业政治行为的兴起》（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W.Cookson.Jr与CarolineHodgesPresell,《权力的准备》P198—202；MichaelSchwartz,《美国权力结构：作为统治阶级的公司精英》（纽约，HomesandMeier,1987）；GeorgeE.Marcus,《在信任中生活：二十世纪后期美国贵族家庭的未来》（西部观察出版社，1991）；G.WilliamDomhoff,《权力精英与国家》（NewYorkandBerlin,Aldine,1993）；StevenB.Levine,“美国寄宿学校的兴起与国家上层阶级的发展”《社会问题》第28期，1980年4月，P63—94。应该注意到，经由精英教育产生的真正的权力场域成员，全是白人。（参看RichardL.Zeigenhaft与G.WilliamDomhoff编，《白人机构中的黑人？美国种族与阶级研究》，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
[16]Cookson与Persell强调，进入寄宿学校和精英圈子是一个刻苦努力的过程，并且指出，来自统治阶层的孩子们不得不忍受自我否定、孤独、体力痛苦和严格的生活修行，这是获取权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或被驱逐出了）预科学校，企图自杀，或选择去发展其它更少约束的业余爱好。见《权力的准备》。
[17]“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学不能进入到个体的内心深处以描述出它旨在解释的人类心理世界，那么社会学就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EmileDurkeim,“社会宗教与认识论”《形而上学回顾与道德滑坡》，1909，P755）
[18]关于惯习和场域双重关系的更全面的考察，参看皮埃尔•布迪厄和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P12—19及P97—140。
[19]关于这点，布迪厄同意后期PhilipAbrams的观点，后者指出，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障碍在于国家有能力掩饰自己的权力（“国家研究的困难”《历史社会学杂志》1988年第1期，P55--89）。
[20]皮埃尔•布迪厄，“国家再思考：论国家机构场域的兴起与结构”《社会学理论》第12期，1994年3月，P1—9。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国家已经建立了权力使用的合法性，那么它必须掌握大量的符号权力。
[21]EmileDurkeim,“社会身份的确认”《社会学课程》（巴黎，法兰西学院出版社，1950）P87—89。
[22]KennethBurke,《历史态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
[23]皮埃尔•布迪厄，“透视知识分子问题”《文化人类学》第5期，1990年11月P380—391。有关布迪厄在现代理性主义与后现代相对主义之间倡导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可以参看，CraigCalhoun,“惯习、场域与资本：实践理论的历史分类”,《社会理论批判：文化、历史与不同的挑战》（牛津，BasilBlackwell,1995）P132—161；以及PaulRaymondHarrison,“布迪厄与后现代社会学的可能性”,ThesisEleven,第33期，1993，P36—50.
韦伯曾经警告道“教育的专利权将生产出一个特权阶级”，这一预言被证实了，统治着今天大资本公司与政府机构的技术专家们，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全副武装的权力和头衔——财富的、教育的及血统的。他们并不需要——在身世与品行、责任与成就、继承与自我奋斗、传统氛围与现代效率之间——作出选择，因为他们全部拥有这一切。当然，布迪厄对国家贵族的严肃分析，并不会将我们推向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消极被动的悲观主义，也不会导致夸夸其谈“文化政治”的激进主义。因为符号权力在充分实现自己合法功能的过程中具有一种自动性，这种自动性使得符号权力除了致力于自我再生产外，还必然包含了其它的社会服务功能。当合法性的链条延伸得更广、更趋复杂时，当社会统治以正义、普遍性和共同幸福的名义在进行时，这种社会服务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布迪厄呼吁对历史理性主义加以限制，其缘由不是尼采似的在“权力意志”激励下的虚幻错觉，也不是哈贝马斯根置在人类交往的内部结构中的永恒理性，而是他自己对众多社会微观世界——诸如科学、艺术、法律及政治等场域——的历史发明，在这类微观世界中，可以揭示出——尽管不一定十分精确——普遍性的原理。[23]统治游戏的积极支持者发现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提供理性的证明时，无疑能逼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推动社会正义的前行。
与普遍性抗衡无异于玩火。知识分子作为“普遍社团主义”的支持者，其整体功能是推动世俗权力达到预期的标准，使之符合知识分子所呼吁的正义准则——尽管只是虚伪地推动着。这就把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推向了我们时代论争的中心。因为统治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召唤的科学愈多，科学工具及其结果就被统治者利用得愈多。《国家精英》一书的政治意义与目的就在这儿：它揭示了社会统治的本质面貌，从而使我们保留了一种最好的武器来反抗统治的理性化——尽管这种反抗只是后现代主义者早已疲倦不堪了的吁求。
注释
[1]皮埃尔•布迪厄：《区隔：一种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
[2]MarcelMausse：《人类学教程》巴黎Payot图书室1989P7
[3]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HansGers和WrightMills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4]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见JohnG.Richarson编《教育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手册》（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86）P125。该文是布迪厄资本理论的概述，分析了资本的基本形式，各自特点，转换方式及文化资本的分类。
[5]皮埃尔•布迪厄，“制度仪式”，见《语言与符号暴力》（剑桥，政治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P117-127
[6]MarcBloch,《封建社会》（巴黎，AlbinMichel,1968）
[7]皮埃尔•布迪厄，“权力场域、知识分子场域与阶级惯习”，《社会学》1971年第1期。关于场域概念的综合讨论参看“场域的特征”，见《社会学问题》（RichardNice译，伦敦,SagePublication,1993）；具体的实证材料参看《文化生产场域》（PeterCollier译，剑桥，政治出版社，及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
[8]有关皮埃尔•布迪厄对法国高校场域的分析，参看华康德“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学：学术人神话”《社会学论坛》1990年冬季卷，P677--689
[9]皮埃尔•布迪厄对法国十九世纪金钱与艺术之间互相反对的历史关系作了回顾。见《艺术的法则：文学场域的生成和结构》（巴黎，EditionsduSeuil,1992）
[10]AlfredNorthWhitehead,《科学与现代世界》（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48）P52.
[11]关于这些差别，分别参看，IraKatznelson与MargaretWeir,《学校大观：种族、阶级与民主理念的滑落》（纽约，基本图书室，1987）P208—221；BarbaraHeyns与BarbaraFalsey,“高校渠道：私立与公立学校反思”《教育社会学》第57期，1984年冬季卷，P111—122；W.Cookson.Jr与CarolineHodgesPresell,《权力的准备：美国精英寄宿学校》（纽约，基本图书室，1985）；StevenBrint与JeromeKarabel,《扭曲了的梦想：社区大学和美国教育机会的承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WilliamKingstonPowell与LionelS.Lewis编《高层的轨迹：精英学校与社会分层研究》（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
[12]Cookson与Persell，《权力的准备》，P15。下文引述的那些材料也出自这本优秀的研究著作，第3章。
[13]CarolineHodges与PeterW.Cookson.Jr,“特权与交换：精英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社会问题》第33期，1985年12月，P114--129
[14]MichaelUseem与JeromeKarabel,“通向公司高层管理的教育”《美国社会观察》第51期，1986年4月，P184—200。
[15]MichaelUseem，《内部圈子：大公司与美、英国商业政治行为的兴起》（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W.Cookson.Jr与CarolineHodgesPresell,《权力的准备》P198—202；MichaelSchwartz,《美国权力结构：作为统治阶级的公司精英》（纽约，HomesandMeier,1987）；GeorgeE.Marcus,《在信任中生活：二十世纪后期美国贵族家庭的未来》（西部观察出版社，1991）；G.WilliamDomhoff,《权力精英与国家》（NewYorkandBerlin,Aldine,1993）；StevenB.Levine,“美国寄宿学校的兴起与国家上层阶级的发展”《社会问题》第28期，1980年4月，P63—94。应该注意到，经由精英教育产生的真正的权力场域成员，全是白人。（参看RichardL.Zeigenhaft与G.WilliamDomhoff编，《白人机构中的黑人？美国种族与阶级研究》，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
[16]Cookson与Persell强调，进入寄宿学校和精英圈子是一个刻苦努力的过程，并且指出，来自统治阶层的孩子们不得不忍受自我否定、孤独、体力痛苦和严格的生活修行，这是获取权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或被驱逐出了）预科学校，企图自杀，或选择去发展其它更少约束的业余爱好。见《权力的准备》。
[17]“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学不能进入到个体的内心深处以描述出它旨在解释的人类心理世界，那么社会学就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EmileDurkeim,“社会宗教与认识论”《形而上学回顾与道德滑坡》，1909，P755）
[18]关于惯习和场域双重关系的更全面的考察，参看皮埃尔•布迪厄和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P12—19及P97—140。
[19]关于这点，布迪厄同意后期PhilipAbrams的观点，后者指出，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障碍在于国家有能力掩饰自己的权力（“国家研究的困难”《历史社会学杂志》1988年第1期，P55--89）。
[20]皮埃尔•布迪厄，“国家再思考：论国家机构场域的兴起与结构”《社会学理论》第12期，1994年3月，P1—9。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国家已经建立了权力使用的合法性，那么它必须掌握大量的符号权力。
[21]EmileDurkeim,“社会身份的确认”《社会学课程》（巴黎，法兰西学院出版社，1950）P87—89。
[22]KennethBurke,《历史态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
[23]皮埃尔•布迪厄，“透视知识分子问题”《文化人类学》第5期，1990年11月P380—391。有关布迪厄在现代理性主义与后现代相对主义之间倡导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可以参看，CraigCalhoun,“惯习、场域与资本：实践理论的历史分类”,《社会理论批判：文化、历史与不同的挑战》（牛津，BasilBlackwell,1995）P132—161；以及PaulRaymondHarrison,“布迪厄与后现代社会学的可能性”,ThesisEleven,第33期，1993，P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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