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内容提要】本文分引论、通论、分论和结论四部分。在“引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康德和黑格尔对等人类社群活动，而其传习亦以“人格”的培育为目的。此外，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经过神权漫长的压抑后对人自身地位的醒觉，和由这一种醒觉而带来的一股殷切的求变的意愿，毕竟是无法抹煞的。[56]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了解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话，则其与“现代”的关系便更清楚了。因为所谓现代哲学的最大特点也正好在于笛卡儿以降的“自我的发现”和由此而衍生的“主体性哲学”传统。由此可见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现代理念下的人文主义还是一脉相承的。
（4）所谓人文主义，论者一向大多持一正面肯定的态度。不过这一情况自海德格以来便有了很大的改变。海德格的一篇极有名的文章标题正是《人文主义书简》。文中，他一反传统对humanism无条件地肯定的态度，而认为humanism潜在地其实是把人推到了万事万物的中心，换言之是某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57]
（5）海德格对humanism的批评并非只冲着文艺复兴运动而提出，其实是同时针对了后来的启蒙运动和作为现代哲学主轴的“主体性哲学”，特别是沙特的“存在主义”，但考虑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现代文明潜在的关系，这些批评未尝不也令吾人对文艺复兴整个理念要加深反省。海德格毕生各种著作中，对主体性哲学传统可谓挞伐有加，他最主要的指责，就是主体性哲学传统要把人标榜为天地万法的“关系中心”（Bezugsmitte），俨然要把人的地位“神化”。海德格的指责从文献上初步地观察，未尝没有道理。君不见被目为“first modern man”的笛卡儿岂不真的曾扬言要让人成为“自然的主宰与拥有者”吗？[58]
（6）海德格虽然对主体性哲学把人的能力过份高估存有很大的戒心，但这并不表示他不明白人在芸芸存在中确实有某一种独特地位。因此，如何能把人于存在中的独特性标明，而又避免把人的地位过分彰显，便成了海德格思想的一项主要课题。他在《存在与时间》书中谓人的特点在于“存在理解”，他在上述《人文主义书简》中他提出“人是存在的牧者”（der Mensch ist der Hirt des Seins），提出“语言乃存在的屋宇，是世人之安宅”，和后来常谈及的“偏心圆”（ekzentrisch）概念等理论，都是对有关问题的响应。话说回头，文艺复兴于精神上与“现代”同气连枝固如上述。从哲学史的观点看，我们对与其直接相关的人文主义应作如何评价便成了一个极度重要的问题了。海德格固看到自文艺复兴到现代这大传统的某一些历史症结，并提出了某一些响应，但是否必须如他建议一般处理，是大有商榷余地的。总的而言，我认为海德格认为主体性哲学对现代危机要负上责任一议虽有一定道理，但批评却到了过当的地步。因为海德格的批评实低估了主体的许多正面功能（认知的和非认知的）。主体的过度“自我膨胀”固然不当，但主体的全然退隐同样会带来文明的另一些危机。[59]
（7）“东方文艺复兴”问题：最广义的“文艺复兴”，最远除了可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数百年如Carolingian Renaissance等时代外，最晚还引出一项鲜为人知的“余韵”，就是所谓的“东方文艺复兴”（oriental renaissance）的问题。查oriental renaissance一概念，最早乃于十九世纪初由德国浪漫派文人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提出，其所指的是古代东方（特别指古印度）文明于欧洲的“再生”。而Friedrich von Schlegel与乃兄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正都是把梵文和古印度文明引入德国的主要代表。就时代而言，oriental renaissance其实是欧洲文化经历了以理性为主导的“启蒙运动”阶段之后的一股“逆流”[60]，因为就理路而言，其所指的乃是西方“理性”高度膨胀后以古代东方智能的发现作为一种抗衡，而这与中世纪神权禁锢一切后西方人以古代希腊文明的再造作为一种抗衡可谓如出一辙。平心而论，所谓东方文艺复兴运动，其在欧洲发展之初，本来只代表欧洲知识分子的一种深刻的文化自省运动。而自省的契机就是透过东方远古不同的价值观和另类的生命态度的对比，以便对西方当时经过了启蒙运动以后日益注重理性和追求进步的文化作出重审与重估。在这一意义下，东方文艺复兴其实和下文将会提及的“反启蒙”实在极有渊源。从比较文化的观点看，东方文艺复兴本来是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一步。不过，自1979年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61]面世后，欧洲人这一本是文化反省性的运动完全被“政治化”地了解，西方人对东方的认知兴趣被诠释的西方对东方“权力化”和“对象化”的一些针对性行为，换言之，东方的理念反而被诠释为西方中心论世界观下的“他者”。Said的学说面世至今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其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毁誉两方，可谓旗鼓相当。我们在这一篇文章虽然无法深入评论，但“东方主义”的评价的论争，起码再一次清楚地印证了哲学史问题的复杂。
4.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Reformation vs.Counter-Reformation
（1）宗教改革是基督教经千年以来的教条化以后自内部产生的一些反抗运动。这一改革运动在十六世纪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Wittenberg教堂门外钉上批评教会时弊的95条开始，后来很快漫延至法国的喀尔文（Jean Calvin，1509-1546），和瑞士的兹文力（Zwingli）[67条]他们除对各种“圣事”（sacraments）重新解释外，更勇敢地起来另行建立教会。
（2）所谓Counter-Reformation，一般直译作“反宗教改革”，这严格而言实有一点语病。因为其所指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天主教受到了新教于各地兴起的严峻挑战后，认识到教内的确长久存在着弊端，因而求自行改革整顿的运动。所以这一股“逆流”亦可称为“天主教改革运动”（Catholic Reformation）。而承担此重任的，除了教宗自身（自保禄三世Pope Paul Ⅲ起）外，最主要的便是由伊纳爵罗约拉（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创办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包括立志到异邦传教的耶稣会修士圣方济各（St.Francis Xavier，1506-1552）〕，还有由圣德勒撒重振的迦密会（Carmelites）等推动。他们对教会的主要贡献除了努力传教外，就是以身作则留下了极富于宗教情操的言行。
（3）Counter-Reformation作为几乎与Reformation同步进行的运动，固乃为势所逼。但其影响却如细水长流般从十五、六世纪一直伸延到当代。近世最开明的一位教宗约望二十三世（John XXⅢ）便是这运动近世的一位健者。而他于一九六二年举办梵蒂冈第二号大公会议的基本目的，亦正是要对天主教仍存在争议的一些教义寻求修正或合理折衷之可能。约望二十三世为Vatican Ⅱ指派了当年才三十四岁，进铎才不过七年的Hans Küng为大会官方顾问，可说把counter-reformation推向了新的高峰。不过Küng后来和Karl Rahner同被现任的教宗约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Ⅱ）严词谴责并公开褫夺其代表教会向公众宣教的权利（missio canonica），俨如被驱逐出教，这又一次印证了counter-reformation运动的反复[62]。
5.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Rationalism-Empiricism：
（1）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就地域上被英伦海峡截然二分，哲学史一般为双方各列出三个代表人物：分别是理性主义的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和经验主义的洛克、柏克莱和休
（4）所谓人文主义，论者一向大多持一正面肯定的态度。不过这一情况自海德格以来便有了很大的改变。海德格的一篇极有名的文章标题正是《人文主义书简》。文中，他一反传统对humanism无条件地肯定的态度，而认为humanism潜在地其实是把人推到了万事万物的中心，换言之是某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57]
（5）海德格对humanism的批评并非只冲着文艺复兴运动而提出，其实是同时针对了后来的启蒙运动和作为现代哲学主轴的“主体性哲学”，特别是沙特的“存在主义”，但考虑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现代文明潜在的关系，这些批评未尝不也令吾人对文艺复兴整个理念要加深反省。海德格毕生各种著作中，对主体性哲学传统可谓挞伐有加，他最主要的指责，就是主体性哲学传统要把人标榜为天地万法的“关系中心”（Bezugsmitte），俨然要把人的地位“神化”。海德格的指责从文献上初步地观察，未尝没有道理。君不见被目为“first modern man”的笛卡儿岂不真的曾扬言要让人成为“自然的主宰与拥有者”吗？[58]
（6）海德格虽然对主体性哲学把人的能力过份高估存有很大的戒心，但这并不表示他不明白人在芸芸存在中确实有某一种独特地位。因此，如何能把人于存在中的独特性标明，而又避免把人的地位过分彰显，便成了海德格思想的一项主要课题。他在《存在与时间》书中谓人的特点在于“存在理解”，他在上述《人文主义书简》中他提出“人是存在的牧者”（der Mensch ist der Hirt des Seins），提出“语言乃存在的屋宇，是世人之安宅”，和后来常谈及的“偏心圆”（ekzentrisch）概念等理论，都是对有关问题的响应。话说回头，文艺复兴于精神上与“现代”同气连枝固如上述。从哲学史的观点看，我们对与其直接相关的人文主义应作如何评价便成了一个极度重要的问题了。海德格固看到自文艺复兴到现代这大传统的某一些历史症结，并提出了某一些响应，但是否必须如他建议一般处理，是大有商榷余地的。总的而言，我认为海德格认为主体性哲学对现代危机要负上责任一议虽有一定道理，但批评却到了过当的地步。因为海德格的批评实低估了主体的许多正面功能（认知的和非认知的）。主体的过度“自我膨胀”固然不当，但主体的全然退隐同样会带来文明的另一些危机。[59]
（7）“东方文艺复兴”问题：最广义的“文艺复兴”，最远除了可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数百年如Carolingian Renaissance等时代外，最晚还引出一项鲜为人知的“余韵”，就是所谓的“东方文艺复兴”（oriental renaissance）的问题。查oriental renaissance一概念，最早乃于十九世纪初由德国浪漫派文人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提出，其所指的是古代东方（特别指古印度）文明于欧洲的“再生”。而Friedrich von Schlegel与乃兄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正都是把梵文和古印度文明引入德国的主要代表。就时代而言，oriental renaissance其实是欧洲文化经历了以理性为主导的“启蒙运动”阶段之后的一股“逆流”[60]，因为就理路而言，其所指的乃是西方“理性”高度膨胀后以古代东方智能的发现作为一种抗衡，而这与中世纪神权禁锢一切后西方人以古代希腊文明的再造作为一种抗衡可谓如出一辙。平心而论，所谓东方文艺复兴运动，其在欧洲发展之初，本来只代表欧洲知识分子的一种深刻的文化自省运动。而自省的契机就是透过东方远古不同的价值观和另类的生命态度的对比，以便对西方当时经过了启蒙运动以后日益注重理性和追求进步的文化作出重审与重估。在这一意义下，东方文艺复兴其实和下文将会提及的“反启蒙”实在极有渊源。从比较文化的观点看，东方文艺复兴本来是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一步。不过，自1979年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61]面世后，欧洲人这一本是文化反省性的运动完全被“政治化”地了解，西方人对东方的认知兴趣被诠释的西方对东方“权力化”和“对象化”的一些针对性行为，换言之，东方的理念反而被诠释为西方中心论世界观下的“他者”。Said的学说面世至今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其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毁誉两方，可谓旗鼓相当。我们在这一篇文章虽然无法深入评论，但“东方主义”的评价的论争，起码再一次清楚地印证了哲学史问题的复杂。
4.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Reformation vs.Counter-Reformation
（1）宗教改革是基督教经千年以来的教条化以后自内部产生的一些反抗运动。这一改革运动在十六世纪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Wittenberg教堂门外钉上批评教会时弊的95条开始，后来很快漫延至法国的喀尔文（Jean Calvin，1509-1546），和瑞士的兹文力（Zwingli）[67条]他们除对各种“圣事”（sacraments）重新解释外，更勇敢地起来另行建立教会。
（2）所谓Counter-Reformation，一般直译作“反宗教改革”，这严格而言实有一点语病。因为其所指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天主教受到了新教于各地兴起的严峻挑战后，认识到教内的确长久存在着弊端，因而求自行改革整顿的运动。所以这一股“逆流”亦可称为“天主教改革运动”（Catholic Reformation）。而承担此重任的，除了教宗自身（自保禄三世Pope Paul Ⅲ起）外，最主要的便是由伊纳爵罗约拉（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创办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包括立志到异邦传教的耶稣会修士圣方济各（St.Francis Xavier，1506-1552）〕，还有由圣德勒撒重振的迦密会（Carmelites）等推动。他们对教会的主要贡献除了努力传教外，就是以身作则留下了极富于宗教情操的言行。
（3）Counter-Reformation作为几乎与Reformation同步进行的运动，固乃为势所逼。但其影响却如细水长流般从十五、六世纪一直伸延到当代。近世最开明的一位教宗约望二十三世（John XXⅢ）便是这运动近世的一位健者。而他于一九六二年举办梵蒂冈第二号大公会议的基本目的，亦正是要对天主教仍存在争议的一些教义寻求修正或合理折衷之可能。约望二十三世为Vatican Ⅱ指派了当年才三十四岁，进铎才不过七年的Hans Küng为大会官方顾问，可说把counter-reformation推向了新的高峰。不过Küng后来和Karl Rahner同被现任的教宗约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Ⅱ）严词谴责并公开褫夺其代表教会向公众宣教的权利（missio canonica），俨如被驱逐出教，这又一次印证了counter-reformation运动的反复[62]。
5.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Rationalism-Empiricism：
（1）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就地域上被英伦海峡截然二分，哲学史一般为双方各列出三个代表人物：分别是理性主义的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和经验主义的洛克、柏克莱和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