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谟。就时序而言，双方的代表人物此起彼落，其于派内固有一定传承关系，而跨派之间亦有交互冲激，如笛卡儿之影响洛克，和洛克之影响莱布尼兹。
（2）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个标名骤看之下，似乎没甚么关连，但这只是错觉。事实上虽然理性和经验表面上是两个概念，但其实都是“相对”于同一个哲学问题而表现的两种立场——即人类真确知识最原初的根据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在对这一涉及认识基础的主导问题作响应时，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即分道扬镳，前者主张知识的基础在纯粹的概念思维，而后者则主张在感官的给予。这一区分准则间接地反映了一项事实，就是“知识”或更严格言的“认知”问题乃是这一个时期欧洲哲学整体而言的主干线。
（3）离开知识问题的场合，“理性”与“经验”两个标名便再不一定适用了。例如理性主义者的笛卡儿和莱布尼兹其实参与了许多经验科学的研究，而洛克谈自然法（law of nature）和休谟在谈有如同情等人类情感（Passions）时都渗入了许多经验主义原则并不容许的理论元素。由此可见，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标名的确只在知识论的场合适用，一旦离开这一主线，其理论意义立即变得模糊。这正是上述所谓“简约”必有其限制的最好例子。
（4）由于两派六位哲学家其实并非只在处理知识论问题，所以除了就认知问题他们分别体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代表性的立场外，六位哲学家个别而言的哲学兴趣其实各有各的姿彩，连带其表现的哲学风格亦属迥殊。如洛克和莱布尼兹之同热心于政治，笛卡儿和莱布尼兹之精于数学与科研，柏克莱之献身于宗教、经济和教育，休谟之兼爱治史与宗教批判等。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宾诺莎。对像他一般的智者（sage）而言[63]，认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才是哲学最为吃紧之处，而一般意义的知识论问题对他来说根本只属末节！总的而言，这六位哲学家撇开作为二派的主要代表之余，基于其个别风格，每一位都另有其足以传世的特点。对他们作研究时，都不应被“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等简约的标名限囿。
（5）康德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吸取了一定养分，但对孤立而言的二者都不同意。其对二者的批评可谓“各打五十大板”，他认为理性主义失诸独断（Dogmatismus），经验主义却失诸怀疑（Skeptizismus）。康德最精警的批评，是指莱布尼兹把世界“理智化”（intellektualisiert）的同时经验主义者则把世界“感官化”（sensualisert）。[64]对康德来说，独断主义的毛病在于过于漠视世界的感性面相，只一厢情愿以为只要努力去分析一些概念的内容（如上帝的完美性）即可对世界的真相作出明确的断定；而怀疑主义的毛病则在于一方面以为人类本颇为复杂的知识可尽数由最简单的感官材料构成，但另一方面却因为无法据经验原则充分解释复杂的知识如何可自简单的感官与料导出，因而陷入对世界整体的意义的理解危机。康德这一种“平议”各家学说的识见，终于促使他对人类知识得以构成的各种成素（Elemente）作全面的重审或“批判”，并因而成为开创一新时代的思想家。
（6）尽管就关键的知识论问题而言，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似乎被康德学说完全超越了，但哲学史里似乎没有绝对的失败者。因为在全幅的考虑下，理性、经验两传统各家对哲学不同方面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如笛卡儿对人的主体自我的重新发现，斯宾诺莎跨越世代的生命智能，莱布尼兹对整个观念论传统后续发展的启发[65]，洛克政治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的巨大影响，柏克莱对英国常识哲学的建立，和休谟一方面的经验立场对康德的冲击，和其另一方面的情感学说对德国神秘浪漫传统的影响等。[66]
6.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vs.Counter-Enlightenment
（1）启蒙运动是现代欧洲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学科的，而且发展悠长的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欧洲各民族的步履不一。一般而言，可以追溯到笛卡儿。但作为一有力的文化运动而言首先可数十七世纪英国洛克（John Locke）及他的政治上的伙伴Lord Shaftsbury等，然后十八世纪由法国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接力，在德国则有莱布尼兹、吴尔夫，甚至是康德（虽然存在着争议）等追随。
（2）启蒙的基本理念：由于牵涉太广，启蒙运动各家理论重点并不全一致，不过大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一些方向：如对宗教的排拒、理智力量的强调、对科学的重视、对知识客观性的信念，对政治开明的诉求（enlightened despotism）、个体自由成了不可侵犯，个人和社群幸福的追求成了天经地义，和对上述种种新秩序之将为人类带来进步的向往〔甚至必须时要透过革命去达成〕。如此澎湃的新秩序观念，成为一代一代欧洲人努力的方向，其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缔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反启蒙之暗涌：谈现代哲学史，乃至谈一般思想史时，启蒙运动固然是一重要焦点，然而学者认识启蒙者多，但至于所谓“反启蒙运动”，谈论者却甚少。其实，正如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几乎像一对兄弟一般，启蒙运动萌生未几，一股反启蒙的“暗涌”便如影随形般接踵而至。而前者不断扩展的同时，后者也亦步亦趋地发展。如果我们把理性主义的笛卡儿算作启蒙运动的“远祖”的话，则后笛卡儿不过几十年的巴斯噶（Blaise Pascal）便可说是反启蒙的尖兵。巴斯噶很清楚看到人的理性虽然重要，但却非一切。他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话分别是：“心灵自有其理路，是理性所不知晓”[67]，和“我们认识真理，并不只靠理性，还有赖心灵”[68]。为了要与笛卡儿的理性逻辑相对扬，更提出了有名的“心的逻辑”（logique du coeur）。在政治与权力向现代性的发展方面，Edmund Burke经过对法国革命的反省，提出了有名的伤感与怀古的论调：“骑士精神的世代已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诡辩家、经济家，和计算家的时代，而欧洲的光辉将从此湮灭。”[69]。反启蒙阵营中后来出了意大利的维柯（G.Vico），德国的哈曼（J.G.Hamann）和赫尔德（J.G.Herder），乃至于后来十九世纪的浪漫派思想家，都加入这一反对阵营。这些反启蒙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包括“理性”之普遍）作出正面的挑战，他们重申感情之重要，并认为诗的想象语言比理性的哲学语言更能逼近自然的奥秘。如此的一个强大的与哲学理性抗争的传统，尼采首先提出“反启蒙运动”（Gegen-Aufkrung，counter-enlightenment）此一标名[70]，以志其梗概。后来名思想史家柏林即据此一标名写了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并作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结集成《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一书[71]。到了今日，counter-enlightenment已成为哲学界所不能不正视的课题。柏林的研究最有趣之处，是在《反潮流》书中除了重点讨论如Vico，Herder等公认的反对派之外，还把好几位一般人认为应纳入启蒙阵营的人物，都就其某些较为被人忽视的理论元素而认为对“反启蒙”思想有贡献——包括尊重多元主义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强调passion而甚至影响了哈曼的休谟等。至于卢梭（J.J.Rousseau），柏林虽未有于书中专章处理，但言下亦有此意，此一论断在晚近的研究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认可。[72]
（4）但启蒙运动是否真有如反启蒙浪潮所指一般只知强调理性而把人类其它素质（如感情、信仰等）完全忽略和轻视，给人“cold rational enlightenment”[73]的印象呢？就这一问题卡西勒著《启蒙运动哲学》（Philosophie der Aufklrung）一书即力图为启蒙运动作全面的平反。他基本的想法是认为后世对启蒙运动构成“浮浅的理性主义”的印象主要有内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启蒙主义阵营中有像霍尔巴赫（d’Holbach）和拉密特（La Mettr
（2）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个标名骤看之下，似乎没甚么关连，但这只是错觉。事实上虽然理性和经验表面上是两个概念，但其实都是“相对”于同一个哲学问题而表现的两种立场——即人类真确知识最原初的根据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在对这一涉及认识基础的主导问题作响应时，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即分道扬镳，前者主张知识的基础在纯粹的概念思维，而后者则主张在感官的给予。这一区分准则间接地反映了一项事实，就是“知识”或更严格言的“认知”问题乃是这一个时期欧洲哲学整体而言的主干线。
（3）离开知识问题的场合，“理性”与“经验”两个标名便再不一定适用了。例如理性主义者的笛卡儿和莱布尼兹其实参与了许多经验科学的研究，而洛克谈自然法（law of nature）和休谟在谈有如同情等人类情感（Passions）时都渗入了许多经验主义原则并不容许的理论元素。由此可见，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标名的确只在知识论的场合适用，一旦离开这一主线，其理论意义立即变得模糊。这正是上述所谓“简约”必有其限制的最好例子。
（4）由于两派六位哲学家其实并非只在处理知识论问题，所以除了就认知问题他们分别体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代表性的立场外，六位哲学家个别而言的哲学兴趣其实各有各的姿彩，连带其表现的哲学风格亦属迥殊。如洛克和莱布尼兹之同热心于政治，笛卡儿和莱布尼兹之精于数学与科研，柏克莱之献身于宗教、经济和教育，休谟之兼爱治史与宗教批判等。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宾诺莎。对像他一般的智者（sage）而言[63]，认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才是哲学最为吃紧之处，而一般意义的知识论问题对他来说根本只属末节！总的而言，这六位哲学家撇开作为二派的主要代表之余，基于其个别风格，每一位都另有其足以传世的特点。对他们作研究时，都不应被“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等简约的标名限囿。
（5）康德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吸取了一定养分，但对孤立而言的二者都不同意。其对二者的批评可谓“各打五十大板”，他认为理性主义失诸独断（Dogmatismus），经验主义却失诸怀疑（Skeptizismus）。康德最精警的批评，是指莱布尼兹把世界“理智化”（intellektualisiert）的同时经验主义者则把世界“感官化”（sensualisert）。[64]对康德来说，独断主义的毛病在于过于漠视世界的感性面相，只一厢情愿以为只要努力去分析一些概念的内容（如上帝的完美性）即可对世界的真相作出明确的断定；而怀疑主义的毛病则在于一方面以为人类本颇为复杂的知识可尽数由最简单的感官材料构成，但另一方面却因为无法据经验原则充分解释复杂的知识如何可自简单的感官与料导出，因而陷入对世界整体的意义的理解危机。康德这一种“平议”各家学说的识见，终于促使他对人类知识得以构成的各种成素（Elemente）作全面的重审或“批判”，并因而成为开创一新时代的思想家。
（6）尽管就关键的知识论问题而言，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似乎被康德学说完全超越了，但哲学史里似乎没有绝对的失败者。因为在全幅的考虑下，理性、经验两传统各家对哲学不同方面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如笛卡儿对人的主体自我的重新发现，斯宾诺莎跨越世代的生命智能，莱布尼兹对整个观念论传统后续发展的启发[65]，洛克政治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的巨大影响，柏克莱对英国常识哲学的建立，和休谟一方面的经验立场对康德的冲击，和其另一方面的情感学说对德国神秘浪漫传统的影响等。[66]
6.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vs.Counter-Enlightenment
（1）启蒙运动是现代欧洲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学科的，而且发展悠长的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欧洲各民族的步履不一。一般而言，可以追溯到笛卡儿。但作为一有力的文化运动而言首先可数十七世纪英国洛克（John Locke）及他的政治上的伙伴Lord Shaftsbury等，然后十八世纪由法国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接力，在德国则有莱布尼兹、吴尔夫，甚至是康德（虽然存在着争议）等追随。
（2）启蒙的基本理念：由于牵涉太广，启蒙运动各家理论重点并不全一致，不过大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一些方向：如对宗教的排拒、理智力量的强调、对科学的重视、对知识客观性的信念，对政治开明的诉求（enlightened despotism）、个体自由成了不可侵犯，个人和社群幸福的追求成了天经地义，和对上述种种新秩序之将为人类带来进步的向往〔甚至必须时要透过革命去达成〕。如此澎湃的新秩序观念，成为一代一代欧洲人努力的方向，其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缔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反启蒙之暗涌：谈现代哲学史，乃至谈一般思想史时，启蒙运动固然是一重要焦点，然而学者认识启蒙者多，但至于所谓“反启蒙运动”，谈论者却甚少。其实，正如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几乎像一对兄弟一般，启蒙运动萌生未几，一股反启蒙的“暗涌”便如影随形般接踵而至。而前者不断扩展的同时，后者也亦步亦趋地发展。如果我们把理性主义的笛卡儿算作启蒙运动的“远祖”的话，则后笛卡儿不过几十年的巴斯噶（Blaise Pascal）便可说是反启蒙的尖兵。巴斯噶很清楚看到人的理性虽然重要，但却非一切。他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话分别是：“心灵自有其理路，是理性所不知晓”[67]，和“我们认识真理，并不只靠理性，还有赖心灵”[68]。为了要与笛卡儿的理性逻辑相对扬，更提出了有名的“心的逻辑”（logique du coeur）。在政治与权力向现代性的发展方面，Edmund Burke经过对法国革命的反省，提出了有名的伤感与怀古的论调：“骑士精神的世代已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诡辩家、经济家，和计算家的时代，而欧洲的光辉将从此湮灭。”[69]。反启蒙阵营中后来出了意大利的维柯（G.Vico），德国的哈曼（J.G.Hamann）和赫尔德（J.G.Herder），乃至于后来十九世纪的浪漫派思想家，都加入这一反对阵营。这些反启蒙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包括“理性”之普遍）作出正面的挑战，他们重申感情之重要，并认为诗的想象语言比理性的哲学语言更能逼近自然的奥秘。如此的一个强大的与哲学理性抗争的传统，尼采首先提出“反启蒙运动”（Gegen-Aufkrung，counter-enlightenment）此一标名[70]，以志其梗概。后来名思想史家柏林即据此一标名写了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并作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结集成《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一书[71]。到了今日，counter-enlightenment已成为哲学界所不能不正视的课题。柏林的研究最有趣之处，是在《反潮流》书中除了重点讨论如Vico，Herder等公认的反对派之外，还把好几位一般人认为应纳入启蒙阵营的人物，都就其某些较为被人忽视的理论元素而认为对“反启蒙”思想有贡献——包括尊重多元主义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强调passion而甚至影响了哈曼的休谟等。至于卢梭（J.J.Rousseau），柏林虽未有于书中专章处理，但言下亦有此意，此一论断在晚近的研究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认可。[72]
（4）但启蒙运动是否真有如反启蒙浪潮所指一般只知强调理性而把人类其它素质（如感情、信仰等）完全忽略和轻视，给人“cold rational enlightenment”[73]的印象呢？就这一问题卡西勒著《启蒙运动哲学》（Philosophie der Aufklrung）一书即力图为启蒙运动作全面的平反。他基本的想法是认为后世对启蒙运动构成“浮浅的理性主义”的印象主要有内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启蒙主义阵营中有像霍尔巴赫（d’Holbach）和拉密特（La Mett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