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务所，国家媒介、慈善机构及艺术界的上层。[15]而那些经过了严厉的预科考试脱颖而出的人，毕业后则成为了波士顿、华盛顿、洛杉矶地区的“权力经纪人”，他们与毕业于巴黎圣奎那梅（Saint-Guillaume）的那些人同样享有职位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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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精英》那些（具体的）材料发现中剥离概括出来的那种（一般的）理论模式，即国家权力场域的传承模式与社会构造模式，是极具借鉴意义的。它将帮助我们在任一种社会形态中，归纳资本的有效形式，清理造成这些资本之区别、距离及对反关系的社会与历史的决定因素，并且评估精英学校（或功能与之类似的机构）机制在调整这些关系时所起的部分作用。 

　　这样一种调查，无疑能够证实以学校为中介的权力再生产模式（比权力的直接再生产模式）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它付出了真实的代价来完善自身，以求掩饰自己传承权力的本相。首先，成为一名继承者的代价越来越高：每个精英学校都训练它的学生适应严格的工作制度，严肃的生活方式，经历知识的和社会的羞辱，这是成为杰出人物必须做出的牺牲；其次，现在特权传承的逻辑可能变成这样了：首席执行官、外科医师或者科学家一开始可能占有了特权，但他们的儿子不一定能够完成竞争从而占据较为显赫的社会地位。[16]以学校为中介的权力再生产模式的这种特殊矛盾完全可以归咎于它自身的悖论：精英学校场域在捍卫特权阶级的集体利益时，不可避免地要罚没其中一些个体成员的利益。 

　　布迪厄认为，某些贵族后代的这种（有限的）沦落，以及使一部分人从权力一端坠落到另一端的“反常轨迹”——当那部分文化化了的资产阶级的后代承接了公司或政治地位时，这种情况尤为常见——是促使权力场域变革的强力因素，也是大学竞争剧烈的年代爆发“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机制下，显然不是所有的继承者都有能力和愿望来肩负起成就事业的使命。 

　　这意味着，多种权力逻辑的生成社会学为了从分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分析资本分布的客观构造。它必须将自身置于涂尔干（Durkheim）所谓的（但没有正式阐释过的）“特殊心理学”中[17]，也就是说，它必须发明并实施一整套的思想与行为范畴，以使被检测的各种社会事务的参与者能够借以认识和实现（或不能实现）他们拥有的潜能。在布迪厄那里，这样一种对个体实践认知能力的细致研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社会策略从来不是被社会结构的客观限制这一单方面因素决定的，它同样受制于实践者的主观意图。从而，实践行为产生于主观意图与客观支配的相互吁求中，“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之间的冲撞，历史“客观化”而成的场域与历史“具体化”而成的惯习（一种社会模式化了的主体偏爱与倾向）之间的冲撞[18]，则使得这种相互吁求的关系时而和谐、时而分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家精英》分析了法国精英学校中师生们的日常事务与行为。在第一部分中（“误解与符号暴力”），布迪厄带领我们走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教授们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像一个哲学教授那样思考、感觉和判断。从而可以说，这让我们从内部抓住了优秀学术与上层阶级之间那种显而易见的密切的——然而是连续地否定的——关系。在第二部分中（“圣职的任命”），布迪厄准确地、也不无哀伤地重构了权力聚合与分离的准魔术般的运作机制，借助这种机制，学术贵族们从身体到心灵都被武装起来，并被灌输给一种崇高的信念来确认自己的社会天职。这样，学校卷入到了统治阶级者惯习的制造中。而这一事实显示着，权力，不仅通过外部物质条件的“单调的推动”，也通过对其内部成员的思想铸形、理想建构，使自己巧妙而迂回地传承下来了。 

　　尽管未能揭示出社会结构间诸权力形式的内部作用方式，布迪厄还是向我们指明了，统治是在并通过社会结构与行为者——其行为原则源出这个社会并被模式化了——之间直接而内在的特定联系得以形成的。从而他断然宣称，社会行为者是被全部决定了的，并且是被决定着的。 

　　套用马克思的一条著名理论，在布迪厄那里，我们可以说，男人与女人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通过自己选择的方式创造。而且，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借以认知、了解并改造世界的认识论范畴，其本身就是社会环境在主体身上的反映，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秩序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认识论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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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可能会觉得困惑，官场机制、政治、公职人员这些传统政治社会学的主要课题，在本书中很难找到。其实，这种蓄意的缺席正可以推导出布迪厄的一个关键论点：国家，并不在我们期待它的地方，即它默默地吸引我们集中视线的地方显得必要，或者更准确地说，政府的效能和影响在（当）我们既不期望也不怀疑的它的地方（时候）发挥最强。[19] 

　　布迪厄认为，国家作为权力集中的产物和培养中心权力的机构，其属性并不像马克斯•韦伯（MaxWeber）、罗伯特•伊利亚斯(RorbertElias)、查尔斯•泰勒(CharlesTilly)等唯物主义理论家界定的那样。当我们视其为一个成功地垄断了合法的物理暴力的机构时，我们过于因循了一个十八世纪的观点，把它看成“税务征收者和警官招募者”，而忽视了它同时也是——在更准确的意义上——一个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的机构。[20]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国家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它控制了所有行为的提名权，从而，社会地位及社会尊严被安排和预定了，即被普遍有效地颁布给既定范围的既定人员。而学术头衔则是这种“国家魔术”的范例展示，通过这种魔术，社会身份和人生命运就被隐蔽地、按部就班地制造出来，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对抗被熔合了，外在的特权被转换成合法的礼物。 

　　从而，国家暴力，并不仅仅（甚至主要）施加在士兵、疯子、病人和罪犯身上，每每在我们用学校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来认识并建设社会时，它也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降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国家不仅“在那儿”，在那些官僚机构、权威和仪式中，它也“在这儿”，深刻地烙在我们身上，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所共享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中，不是军队、庇护所、医院，也不是监狱，而是学校，成了国家的最潜在的线管和仆人。 

　　优秀的康德主义者涂尔干正确地把国家描述成一个“本质功能在于思考”的“社会的大脑”，一个“被委托陈述明确的集体意志的特殊机构。”[21]但布迪厄认为，它所陈述的，只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的意志，不是一个统一而和谐的社会的意志，只是它偷偷地强加于众人的要求，不是其自发的承诺。而那种“分门别类的学术机制”——它提供了解释发达社会国家的逻辑基础——并不像图腾那样神秘，而是服务于特定时代利益的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它把自己描述成普遍性的东西。由学校谆谆教诲和传播开来的知识工具和社会现实结构，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符号统治的工具。所以正是文凭贵族们欠缺了一种忠诚，我们则出于忠顺和信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那套这个社会炮制出来的、并由学校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解释思想”，借用凯纳斯•柏克（KnnethBurke）的话来说，接受这些思想，就使我们温顺地屈服于一个连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枷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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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地说，通过对新的资本生产方式的解剖，通过对权力在各种场域中——这些场域分享了社会统治的劳苦——流通的社会影响的分析，《国家精英》体现了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思想。教育的本质一开始就是：一种着力于分配特定符号资本的权力再生产，它促成了权力的运作、转换与中性化。尽管经典社会学确立的三大课题是初期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宗教、道德与神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