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和奖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即社会优秀分子）的方式来消除权力形式间的内部冲突。 

　　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学院”（布迪厄是学院众多杰出的男毕业生之一），是培育法兰西高级知识分子的温床。它们吸收的是那些首先对学院怀有强烈兴趣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的气质正是学校所需要和评估的那种文化资本的活的体现——并使他们得到了荣誉，这样，来自于已经文化化了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迅即又加入到了文化资本家的行列中。而另一方面，高等商学院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等高校旨在培养国家与工业界的领导者，吸引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于、也注定了是经济富裕的法国中产阶级上层家庭。国家管理学院，则把自己定位在上述两种精英学府的中间，重点培养内阁成员与高级社会服务人员，既注重文化能力，又强调经济能力，招收的学生主要来自于那些罕见的既有世袭财产又有文凭的家庭。 

　　这样，通过提供不同的特权传承途径，通过承认秩序内部的竞争、甚至敌对、自我炫耀，精英学校场域使不同权力形式的继承者们彼此隔离开来，得到安抚，并且，相对于其它机制来说，它更能确保权力继承者们以和平的方式分享领导霸权所必然带来的成果。因此，不是这所学府或那所学府，而是由它们组成的场域（即客观关系的空间）致使场域本身成为了地位差别与距离的再生产的场所，这是一种血缘遗传似的再生产，而模式化了的地位差别与距离则构成了社会等级次序。《国家精英》的现实针对性与具体目标就是揭示法国高教系统中最高阶层的结构和功能，及其与国家顶尖企业和资产阶级的联系。它的更深的、理论上的目的则是，通过这种现时的历史例证的分析，来阐释出统治权力的社会分工模式。该模式在形形色色的权力形式互为共存并都试图攫取最高霸权的发达社会中，是随处可见的。 

　　3 

　　由于阶级差别、国家政体建设、共和主义以及教育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联系，也由于一般综合性院校与贵族院校之间存在着区分，法国的高教体系具有极端的集中性和高度的社会选择性，这种体系热衷于将世俗的（即资产阶级的）文化包袱神圣化，同时又残酷地将自己神化了的产品贬低为“学者”，所有这些特征都形象地揭示了学术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幕后勾结，以及经济权力场域和象征权力场域之间彼此冲突而又相互纵容的复杂关系。但是，《国家精英》中，这些具体材料的翔实分析，并没有遮蔽它所运用的理论框架的普遍适用性。准确地说，《国家精英》提供了一套可用于分析任何国家权力场域的系统的理论框架，美国（英国、日本、巴西等）读者则可以移用这种框架，根据相同的逻辑原理，总结一套观点来比照分析本国的情况。[8] 

　　布迪厄认为，这种时代统治秩序的交叉机制，表现了物质（经济）资本和象征（文化）资本劳动分工的历史状况[9]，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精英学校场域则是这两种既彼此分离又相互缠绕的资本的反映，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特征。只是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对反关系的深层构造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取决于许多互相影响的因素，包括所分析的社会和时代中的（上层）阶级形成的历史轨迹、国家结构，以及教育体系的形式。同样，布迪厄认为，在不同国家，“新资本”的形成呈现出不同的再生产模式，从直接的再生产——其中权力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经济财富的传承来转移，到以学校为中介的再生产——其中权力的获得是通过教育机构的介入来完成的并被它美化了。但是，所有统治阶级都得依赖于两种模式的结合（布迪厄极力强调，即使文化资本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它也决不能阻止经济资本自动地展示自身），至于他们特别偏爱这种或那种模式，则取决于他们对全部再生产模式的工具体系之任意使用，也取决于各阶层（这些阶层依附于这种或那种权力输送模式）之间当前的权力平衡。 

　　在移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时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区——怀特海德（Whitehead）称之为“错误地具体化的迷误”[10]——即跨越国别界线，一一对应地寻找那些促成权力世代传承的机构（例如，在美国和英国寻找法国国家管理学院的对应机构，而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个运用本民族思维模式来思考的学者，必须从特定国情出发，来实证性地分析由社会空间结构、教育体系，权力场域及其内部复杂关系组成的具体现实。 

　　简要地说，在法国，精英教育的空间结构，表现为贵族学院与综合性大学之间明显的平面式的二元性。前者招收的学生都修习了特定的预备课程，经历了全国性的入学筛选考试，毕业后将从事高酬薪的工作；后者则是向所有完成了中学课程的学生敞开的大众机构，与职业社会的联系较为疏远。即使是在贵族学院内部，也是二元性的，一方面是各类主要和次要学院之间的二元性，另一方面则是熏陶文化价值的机构和培养经济——政治能力的学院之间的二元性。而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这种平面的二元性被更换成既平面又垂直的巢状结构，它体现在私立和公共大学（从中学教育就开始了）之间，在社区大学与四年制大学之间，在大量的第三级教育机构与众多宣称培养公共和私人场合社交名人的精英学院之间。[11]在美国，由于经济资本凌驾于文化资本之上，具有历史的优势，因而这两极权力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应的美国统治阶级中两部分的矛盾，并没有具体化为对手或学院之间的竞争，而是表现为（精英）大学内部艺术、科学学院与职业学院（特别是法律、医药和商业）之间的对抗，这些学院所享有的权力之间的对抗，以及它们所倡导的不同知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如具体研究与基础科学的对抗、批评与实践的对抗，创造性与实用性的对抗等等）。 

　　然而，尽管美国和法国的高教系统各有自己的定位及运作机制，但美国的常春藤联合会和私立寄宿学校，与法国的贵族学院及其附属预科班相比，在功能上是相似的——尽管只是部分相似。鉴于这样一种观点——“仅仅肯定精英学校特别是社会精英学校的存在，是对美国高校贮库的不恭”，[12]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其它学校是如何被排除出（统治权争夺的）。事实上看看这组数字就够了，美国公立中学的大学升学率是45%，教会学校和私立中学的升学率是76%，而寄宿学校（占美国中学总量的1%）的毕业生全部进入了大学。这些享有特权的学生，十有其九都是职业人员与商业经营者的子女（三分之二的人的父亲和三分之一的人的母亲是大学或职业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最高的奖学金，甚至左右了奖学金的倾向。由于寄宿中学与地位尊贵的私立大学之间联系紧密，渠道畅通，在1982年，常春藤联合会高校中近一半的准毕业生申请了奖学金，其中42%的申请者获准授予了，相比之下，全国各地申请者（尽管是来自其它高校前4%的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才26%[13] 

　　在1984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美国大型企业中10%的理事会成员以及两个龙头企业中十五分之一的董事，只来自于十三所精英寄宿学校。这是因为垄断性大学的学位加上高等的身世门第，极大地增加了进入公司“内部权力圈”的可能性。在高级管理人员中，持有的特权教育学位与显赫的身世相互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谁将成为首席执行官，谁将任职于海外分公司，谁将进入主要商业协会的领导层。正像在法国，那些使“世俗资产阶级文化”神圣化的学校颁发的文凭逐渐替代了熟练技术人员的证书，在美国，一个管理者如果能够从精心选择的私立学校得到一张高级法律证书或学士学位，将比其它高校的MBA硕士更有机会爬上公司领导的高层。[14] 

　　这些精英寄宿学校和大学的毕业生，来自富有的“社会名流”家庭，他们也广泛地分布在美国政界（包括内阁、司法机构、政府咨询委员会）、政府公职、高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