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出的WA诸卷中，学术价值最高的自然当数第十一卷《大打字稿》（BT）。此书乃是维氏在1933年试图对1929年以来所积累的大量思考心得进行总汇的产物——借用该书意大利文译本封底宣传词的用语，它可以说是TLPh与PhU以外的维氏的“第三本大书”。全书总计达546页，共分19章、下分140节，并带有一个内容索引和五个附录。而从本书的关注点出发，在这十九章中最吸引我们的恐怕得数第十三章“现象学”与第十四章“唯心论”了。乍一看，这两个标题的措辞本身无疑就给好奇的读者带来了一连串的疑问，比如： BT所说的“现象学”到底是维氏自己的思想呢，还是他在转述别人的思想？他到底是想正面地阐述这种“现象学”自身的原则呢，还是想批判之？为什么在“现象学”这个标题后面，他又开始讨论起“唯心论”了？这两个章节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另外，BT关于“现象学”与“唯心论”的讨论，与多年后PhU对于“私人语言”的批判，到底又有何关系呢？——很显然，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解开斯皮格尔伯格所说的“现象学之谜”乃是至关重要的。 







     § 0.3 关于维氏 “现象学”问题的研究现状 [8] 

     

    除了掌握相关的一手资料以外，尽量地了解一下学术界对于维氏“现象学”问题的研究状况，对于本项研究的展开自然也是很有裨益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国外一些哲学研究机构所提供的文献索引中，关于维氏“现象学”话题的研究文献大多都是被归纳到“欧陆现象学”的名目下的——而在传统的“分析哲学”专栏下，此类文献反倒十分罕见。另外，欧陆学者对于该话题的兴趣也明显大于那些以分析哲学为主要学术背景的学者（在这方面美国的Hintikka夫妇可能是一个例外。详下）。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不少研究者看来，维特根斯坦的 “现象学”问题，首先就只能在欧陆现象学的思想背景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呢？ 

    不得不承认，开创于胡塞尔的欧陆现象学运动的历史影响实在太大了，当有人发现另一哲学传统中的维特根斯坦竟然也曾有过一个“现象学”阶段时，引入关于胡塞尔的背景知识进行比较性解读，自然就会成为那些深受大陆哲学熏陶的学者的基本研究进路。现试举几例：（1）早在斯皮格尔伯格向世人公布他对于维氏 “现象学”的发现一年之前（即1967年），深谙欧陆现象学传统的法国学者利科就曾撰文比较了胡塞尔的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2）大约十年以后，日本学者黑田亘（Wataru Kuroda）又在一篇英语论文中更加深入地比较了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的中、后期哲学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到了斯皮格尔伯格对于维氏“现象学”的发现）；（3）1975年，荷兰海牙出版了一本专门为纪念斯皮格尔伯格而编写的论文集《现象学视角》，其中就有一篇由美国纽约大学的Don Ihde先生写的论文：《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还原”》——可以看出，此论文的标题本身无疑就带有运用胡塞尔的话语框架去解释维氏思想的强烈意图；（4）在1981年，美国学者Nicholas F. Gier还出了一本专著来讨论维氏的“现象学”问题，其题目便是《维特根斯坦与现象学》，而其副标题则是“一项展开在后期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之间的比较性研究”（看了这个副标题以后，读者基本上也就可以猜出作者在书中所从事的研究的性质了）。 

    以上所罗列的文献，笔者都大致地浏览过一遍。笔者的大致印象是：这些文献的作者似乎都满足于以一种“宏观叙事”的方式来把握维氏思想之整体，却疏于从细节上来梳理维氏“现象学”的来龙去脉。比如，虽然他们基本上都读过斯皮格尔伯格写的《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1929~？）》一文，但是他们却几乎都没有一步一步地根据斯氏所提供的问题线索来深入地考察过维氏“现象学”从缘起到终结的复杂过程；另一方面，这些作者在立论上亦很少倚重于维氏转型期文献，却过多地依赖于那些在当时的图书市场上可以轻易购得的维氏文献（比如Don Ihde的立论就过多地依赖于《蓝皮书与棕皮书》这本小册子）——因此，他们的研究可能在开端处就错过了维特根斯坦本人对于他自己的“现象学”思想的最源始的论述。 

    相比较而言，那些具有分析哲学的学术背景的学者在研究维氏“现象学”问题时，在相关文献的处理上可能会做得更专业一点。在这里尤其要提到的就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Hintikka夫妇（Merrill B.Hintikka和Jaakko Hintikka）合著的《维特根斯坦研究》一书（1986年），以及他们的韩国学生Byong-Chul Park在他们的指导下所完成的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现象学面相》（1998年）。在这两本著作中，他们都试图在马赫、罗素、 “现象主义” 阶段的卡尔那普等现代经验论者的思想背景内理解维氏“现象学”的旨趣，却并不急于过早地引入欧陆 “现象学运动”这一对话伙伴（尽管他们又都认为罗素对于“亲知的知识”的强调在义理上乃是亲缘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不得不承认，笔者在读了他们的著作以后，在很多地方都颇受启发。但让笔者始终无法接受的是，这师徒三人都一致认定维氏的“现象学阶段”其实就是开始于其早年作品TLPh的——这也就是说，TLPh本身的思想原来就是亲缘于罗素关于“亲知之知识”的论述的！尽管他们三人为了证明这一论点给出了大量的论证，但经过仔细的甄别以后，笔者最后还是没有接受这些论证（相关理由详见于第一章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入的讨论）。 

    对于维氏“现象学”问题的最新的回应则来自于欧洲大陆的分析哲学研究者。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耶拿大学的Wolfgang Kienzler 先生的300多页的专题性论著《 维特根斯坦通向其后期哲学的转向：1930~1932——一种历史性的与系统性的描述》（1997年），  以及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的Egidi Rosaria女士的同类工作（2002年）。与前面介绍的这些研究成果相比，这两位欧洲学者似乎更重视对于新发表的维氏原始文献的忠实解读，却并不急于对其进行某种发散性的阐释（甚至包括对于维氏“现象学”与现代经验论的比较性解读）。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没有接受Hintikka夫妇提出的将维氏的“现象学阶段”上溯到TLPh阶段的惊人论点。Wolfgang Kienzler与Egidi Rosaria都一致认为：代表维氏“现象学”思想的主要文献，并不是TLPh，而是维氏于1929年年中发表的一篇不太有名的论文《略论逻辑形式》，尽管他本人几乎就在几个月以后便放弃了这一思想——此外，维氏之所以要在写于1933年的BT《现象学》一章中提到“现象学”这个概念，也主要是为了批判它，而不是为了阐发它。 

    本书对于维氏“现象学”的考察，在进路上其实是最为接近于Wolfgang Kienzler与Egidi Rosaria的工作的，也就是说，本书的研究要以此二人的研究成果为榜样，紧紧围绕着那些新公布的维氏思想材料来展开讨论，而不希望在还没有吃透基本书献的情况下就忙着去东拉西扯。不过，这也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方式就已经是完美无缺的了。在笔者看来，可能是由于过于偏重于考据了，他们对于维氏 “现象学”问题所具有的哲学意义似乎还开掘不够（相比较而言，利科、黑田亘、Don Ihde等人的工作似乎又太偏向于义理而疏于考证了）。因此，本书即将展开的研究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也必须考虑到 “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 0.4 对于本书选题的三点说明 



  到了对本书的选题范围进行一番更为细致的限制的时候了。比较粗略地看，本书的标题本身——“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至少就已经在字面上暗示了本书的选题所必须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甲）维氏转型期中的“现象学”问题与其转型期中的其它问题之间的关系。必须要说明的是，维氏的哲学转型问题乃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