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观察中）侵害、转变甚至改变了生活体验。那托普宣称这种破坏是可以取消的，分析和解释可以从意识的原初活动中理论性地“重新获得”（重构）“主观的完整性”（即先于分析而当下直接给出的）（GA56/57—103），被分析破坏（zerst?rt）过的综合统一性、完整性可以“重构”（GA56/57—104, 105）。然而，根据海德格尔的批评，重构方法并不能给出它所宣称的，它并不能带来生活体验领域的科学揭示。重构甚至是一种客观化；它也主要在于构造、在于理论化。那托普的方法代表了“逻辑的绝对化”，因此也是“理论的最根本绝对化”（GA56/57—107, 108）。这种方法将生活经验领域（如在世界（Umwelt）中的生活经验，即当下围绕着我们的世界）客观化，它依然是根据构造的合法性而来的一种理论上的对象意识。这种系统化的、泛理论的绝对的理论化倾向将逻辑绝对化，从而妨碍了自由进入生活体验领域，进入意识领域。理论态度解释了那托普对现象学的误解，并说明了从先验哲学、经验心理学和后黑格尔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评现象学是无效的（GA56/57—109）。 

e）海德格尔的反思以及他对原初科学的确认所获得的最后方法论上的结论是：通过现象学方法揭示生活体验，从而中止理论态度的优先性。科学地揭示生活体验领域的方式或“方法”，是现象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属于现象学的“一切原则的原则”（第一原则）。根据胡塞尔1913年在《观念Ⅰ》第24节中的陈述，该原则是确定无疑的，即“一切原则的原则：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9] 

该原则是所有原则的基础：作为绝对的出发点，它先于（Vorausliegt）所有的原则。海德格尔认为，虽然胡塞尔没有明确提到，该原则“在本性上并不是理论性的”，它是“真实生活体验的原初意向（Urintention）”，即“生活体验以及这种生活的原初态度（Urhabitung）”（GA56/57—110; 以及125~127，211）。生活的基本特征，即生活体验，不能通过概念系统通达。它只能以生活于其中并采用现象学家的原初习惯（Urhabitus）的方式被发现和揭示（GA56/57—110）。关于方法的问题是现象学的中心问题。总之，整个讲课稿“哲学观念和世界观问题”，即作为原初的、前理论的科学的哲学观念，主要关心方法问题（GA56/57—110）。现象学方法，根据早期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评价，并不是一种辩证的理论构造，它在于让自己从理论态度中独立出来，在于朝向真实生活和生活体验的原初的前理论意向，即沉浸到现象学的生活方式中去。因此，现象学的“严格性”不同于推理的、非原初性的科学的严格性；它来自它自己的基本特征。它内在而不是外在于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是由它所唤醒的。现象学的“严格性”由它自身、由现象学而不是通过外在的辩护来保证。因此，现象学并不是一种观点（Standpunkt）（GA56/57—110），也不是事物的理论化、客观化态度（GA56/57—112），而是一种在解释学直观中揭示生活体验的方法（GA56/57—117；以及131）。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作为原初科学的现象学是一种前理论科学或认知方式，是一种揭示方法，是一种通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生活与非理论化、非客观化的生活体验的原初意向（性）。归根到底，作为原初科学的现象学并不是什么“具体内容”，也不是关于生活和世界的观念体系；而是一种打开、揭示、遭遇“生活流”的方式，这种生活流在生动理解的状态下被给出（GA56/57—115, 125）。能够直观本质的现象学，即“哲学的原初科学”，因此是一种“理解性”科学（eine verstehende Wissenschaft）（GA56/57—208）。根据海德格尔其他早期的弗莱堡讲课稿（这些讲课稿记录了他进入现象学以及他对传统的破坏、与亚里士多德和胡塞尔的接触），哲学植根于“具体生活”的“实际性”（facticity, Faktizitaet）中（GA61—169）；实际性的解释学观念使海德格尔将哲学探索返回到它的源头、返回到实情的源头、返回到作为它的“对象”的存在，作为其主要关切（GA63—75, 76）。[10]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思想方式由存在决定，即由思想的“实情”而不是由思想者决定。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深刻思想（Erdenken）的方式越是真正地通向存在（Sein），它就越无条件地由存在决定（bestimmt）（GA65—86）；“出自存在的思想”（Erdenken des Seins）是由存在本身来驱动的，既是存在的运作也是存在的赠品（GA65—428）。 

3、海德格尔早期作为原初科学的哲学观念有什么重要性和局限性？能否根据海德格尔从上述考虑中的得出的最后的根本性声明去思考作为原初的、前理论的哲学思维的本质？什么是原初揭示？对于揭示方法的探索是否已经包含对原初揭示的拓扑学（拓扑结构）的确认，哪怕只是一种暂时的和引导性的拓扑学？对方法即对哲学思考的“实情”和方式的探索，仅仅是导向一条匿名的思想道路，还是可能有更多的含义？本文讨论的总结部分将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并对海德格尔思想更综合的发展作一些提示，甚至引申。 

a）在“哲学观念和世界观问题”这门讲课稿中，并没有详细讨论现象学观念、海德格尔的洞见最后所得出的解释学直观以及这种思想与认知的新方式的许多其他方面。然而，为了发现解释学的现象学（这样就超出了仅仅是对当时哲学思潮的批评），海德格尔考察了（虽然是简略地）一些对现象学的异议。例如，他拒绝将现象学的观看等同于描述，并拒绝认为描述永远是理论化的。他不同意语言一定是客观化的，也不认为“放入词语之中”的描述性语言一定是普遍化的（GA56/57—111）。从文章主题的角度来看，“哲学观念和世界观问题”的思路在结束时几乎是突然中断的，即没有达到任何可能的结论，没有对解释学的现象学给出一个完整的陈述。它的主要贡献在于纪录了海德格尔进入解释学的现象学的方式以及他与里凯尔特和整个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决裂（GA56/57—180, 181）。[11] 

他对其所关注主题的反思并非没有结果，因为它将哲学界定成了一种揭示方式，一种原初科学；然而，它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对导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做出回答。例如，世界观的本质、原初哲学观念对于评价世界观在人类生活和知识探求中的位置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它们预期的、应有的关注。伟大思想家的世界观难道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幻觉？或许世界观比海德格尔早期认为的要“多”。在1936—1938年期间，他分析了作为“失去的根基”的替代品（Ersatz）以及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结果（Folge）的世界观的危险性。他宣称世界观破坏了对哲学的意愿，并且将哲学作为一种宣传工具（GA65—37, 38, 41, 435）。然而，这种诊断依然是抽象的、不完整的，没有区分、辨别世界观的不同具体历史形式（如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 

b）总之，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讲课稿中，早期海德格尔对方法的寻求并没有导致一个特殊程序的发现，因此也没有导致某种方法的片面性，相反，他的探索更多的是恢复了在提问及思考实践中的好奇感。原初的、前理论科学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质问在历史中被传递的哲学本质的方式；它是一种与传统的对话。要论述并分析前面提到的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性和局限性，需要理解这种强烈的方法论意识（Methodenbewusstsein）的本性和作用。根据他的《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义理论》（1916年出版），方法并不在思想（Gedenken）的表现(Darstellung)和交流的完全确定的形式中，而在探索的“精神”中，在“问题的提出”(Problemstellung)中，在于使探索“从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