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早期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实是性(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但在结构上，却并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
这种结构上的不足显示出海德格尔思想上的不清晰，或者说是，对实是性理解不足，对我们的生活理解不完整。这使得实是性的解释学在此在的存在论上不能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不应理解为只是物的世界，即自然的世界，世界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所碰到的，所遭遇的，也包括精神世界，历史、宗教、艺术、哲学等等，甚至还有不可见的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他人也应构成独立的一维。对实是性的解释应该涵盖以上这些方面。然而，海德格尔此讲演录中只针对自然的世界和精神世界来展开对实是性的解释，对人的理解也是从物出发，送书的人，桌旁缝纫的妻子，桌旁玩耍的孩子等等。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人也是首先在用具的联络中来照面的，比如从一片园子、一本书或靠岸停泊的小船处遇到他人。如此理解的他人只能是对他人的一种片面的理解。另外，对制度的思考，在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和《存在与时间》中也是看不到的，在后期也是鲜有提及。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忽视造成了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在海德格尔这里的缺失，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也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内在的不足。
就生活的理解而言，卡普托从一种与我们不同的角度对海德格尔提出了批评，也有一定的道理。卡普托认为海德格尔早期太希腊化了。他认为有两种实是的生活，有两种人，一种是主流社会中的人，受过教育的绅士们，另一种是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那些不识字的人，那些没有滑雪屐的人，那些没有面包的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那些弱者和受难者，那些残疾人和麻风病人（乙肝患者、爱滋病人、非典型肺炎感染者等等）。在海德格尔的日常世界里，没有乞丐，没有病人，没有医院，没有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一日三餐，没有动物，或者说，没有梅洛-庞迪所说的“肉体”，海德格尔的世界里充满了桌子、椅子、书、锤子，各式各样的工具。海德格尔的实是的生活还实是的不够，很多实是性的褶皱都被抹平了。[23]不过，卡普托也提到，海德格尔曾指出实是生活是对“日常面包”的操心，日常生活有一种匮乏的特征。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
虽然可以提出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然而如前面所讲的，这样的批评仍然在海德格尔思想的路途上，毕竟是海德格尔重新确定了哲学的事情，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使实是的生活成为了哲学的主题，使哲学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思考，在现代的科学技术社会中坚持了哲学自身的研究方式和哲学自身的使命。
[1] 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欧东明：《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突破》，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这篇论文研究了海德格尔在1919-1921三年间的四篇讲演稿；成官泯：《海德格尔对“再临”问题的时刻论阐释》，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该文研究了海德格尔1920/1921年冬季学期题为“宗教现象学导论”的讲座。
[2]《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迄今已经出版了四辑，是在中国进行现象学研究和海德格尔研究不可不读的一份出版物，涉及到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主要有下面的几篇论文：载于第一辑的：张灿辉：《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概念》，张汝伦：《存在的实践哲学》， 洪汉鼎：《诠释学从现象学到实践哲学的发展》；载于第四辑的：梁家荣研究海德格尔1919年讲课稿的论文。相关的传记：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比梅尔：《海德格尔》，刘鑫、刘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 克兹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第3页，转引自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4] 实是性（facticity, Faktizitat, Facticite）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有多种，其多种取舍几乎可以和being这个概念的翻译相媲美。《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合译，陈嘉映修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译为实际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存在与虚无》的中译本（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将其译为“散朴性”，在其后的研究中，陈宣良也将其译为“器物性” （王炜、周国平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卷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3页。）或“受蔽成存性” （陈宣良：《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杜小真在对萨特的研究中，将这个概念改译为“人为性”，原因如下：一是强调萨特赋予这个概念的“人”的自由介入处境的结果，二是表示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这个概念解释上的差异，三是避免“散朴性”译名的可能含混的解释。（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负：解读萨特〈存在与虚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在冯契、徐孝通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中这个概念译为“事实性”。其他的一些学者在论文中将其译为实存性、实然性等。本文译为实是性的理由是：首先在于它与事实性不同，其次在于它与事实性的相关性，实是性与事实性的音似与不同，也许，将其译为实事性可能更恰当，但学界一般把德文Sache译为实事性，此外，facticity与存在（是）的紧密联系是我们的另一个理由。
[5] 海德格尔：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p.97.
[6] 海德格尔: Gesamtausgabe, VOL.12: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5), p.90; translated as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192, 转引自：同上书，p.92.
[7] 海德格尔：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at),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15; Ontology: 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 1999，p.12.
[8] 正是因为海德格尔哲学的这种创新性，所以洪汉鼎先生主张将hermeneutics 译为“诠释学”，以表明与从前的解释学的差异，而张灿辉先生进而主张将其译为“诠释”，见于上述的《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中的论文。两位先生的主张之根据无疑是符合海德格尔哲学之精神的，本文在翻译上的不同只是因为个人的语言习惯。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4-45页。
[10] 海德格尔把现象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而不是把现象学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学说，虽然“胡塞尔提供了决定性的因素”，但我们自己仍然需要学习和发展。海德格尔在此讲演录里回顾了现象学的历史，对胡塞尔提出了一点具体的批评。“对胡塞尔来说，科学的理想体现在数学和具有数学本性的科学中。数学是所有科学学说的模范。……基本上，人们没有认识到这里有一个偏见。把数学作为一切科学学说的模范是正当的吗？数学是最少严格性的学说，因为它是最容易达到的。精神科学预设了比数学家所能达到的多得多的科学存在。”他提出了著名的“先行具有”这个概念，指出“无立场”的想法是一个幻象, 无立场的看已经是一种看了。“人们必须从原初给予的东西走开，返回到它的基础。”
[11] 海德格尔：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at),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7; 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 1999，p.5.
[12]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5-66页，引文与中译本相比有改动。
[14] 这里虽然只是两个标点符号，但涉及到的却是本己与非本己、本真与非本真这个重要的
这种结构上的不足显示出海德格尔思想上的不清晰，或者说是，对实是性理解不足，对我们的生活理解不完整。这使得实是性的解释学在此在的存在论上不能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不应理解为只是物的世界，即自然的世界，世界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所碰到的，所遭遇的，也包括精神世界，历史、宗教、艺术、哲学等等，甚至还有不可见的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他人也应构成独立的一维。对实是性的解释应该涵盖以上这些方面。然而，海德格尔此讲演录中只针对自然的世界和精神世界来展开对实是性的解释，对人的理解也是从物出发，送书的人，桌旁缝纫的妻子，桌旁玩耍的孩子等等。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人也是首先在用具的联络中来照面的，比如从一片园子、一本书或靠岸停泊的小船处遇到他人。如此理解的他人只能是对他人的一种片面的理解。另外，对制度的思考，在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和《存在与时间》中也是看不到的，在后期也是鲜有提及。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忽视造成了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在海德格尔这里的缺失，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也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内在的不足。
就生活的理解而言，卡普托从一种与我们不同的角度对海德格尔提出了批评，也有一定的道理。卡普托认为海德格尔早期太希腊化了。他认为有两种实是的生活，有两种人，一种是主流社会中的人，受过教育的绅士们，另一种是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那些不识字的人，那些没有滑雪屐的人，那些没有面包的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那些弱者和受难者，那些残疾人和麻风病人（乙肝患者、爱滋病人、非典型肺炎感染者等等）。在海德格尔的日常世界里，没有乞丐，没有病人，没有医院，没有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一日三餐，没有动物，或者说，没有梅洛-庞迪所说的“肉体”，海德格尔的世界里充满了桌子、椅子、书、锤子，各式各样的工具。海德格尔的实是的生活还实是的不够，很多实是性的褶皱都被抹平了。[23]不过，卡普托也提到，海德格尔曾指出实是生活是对“日常面包”的操心，日常生活有一种匮乏的特征。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
虽然可以提出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然而如前面所讲的，这样的批评仍然在海德格尔思想的路途上，毕竟是海德格尔重新确定了哲学的事情，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使实是的生活成为了哲学的主题，使哲学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思考，在现代的科学技术社会中坚持了哲学自身的研究方式和哲学自身的使命。
[1] 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欧东明：《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突破》，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这篇论文研究了海德格尔在1919-1921三年间的四篇讲演稿；成官泯：《海德格尔对“再临”问题的时刻论阐释》，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该文研究了海德格尔1920/1921年冬季学期题为“宗教现象学导论”的讲座。
[2]《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迄今已经出版了四辑，是在中国进行现象学研究和海德格尔研究不可不读的一份出版物，涉及到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主要有下面的几篇论文：载于第一辑的：张灿辉：《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概念》，张汝伦：《存在的实践哲学》， 洪汉鼎：《诠释学从现象学到实践哲学的发展》；载于第四辑的：梁家荣研究海德格尔1919年讲课稿的论文。相关的传记：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比梅尔：《海德格尔》，刘鑫、刘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 克兹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第3页，转引自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4] 实是性（facticity, Faktizitat, Facticite）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有多种，其多种取舍几乎可以和being这个概念的翻译相媲美。《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合译，陈嘉映修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译为实际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存在与虚无》的中译本（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将其译为“散朴性”，在其后的研究中，陈宣良也将其译为“器物性” （王炜、周国平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卷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3页。）或“受蔽成存性” （陈宣良：《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杜小真在对萨特的研究中，将这个概念改译为“人为性”，原因如下：一是强调萨特赋予这个概念的“人”的自由介入处境的结果，二是表示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这个概念解释上的差异，三是避免“散朴性”译名的可能含混的解释。（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负：解读萨特〈存在与虚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在冯契、徐孝通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中这个概念译为“事实性”。其他的一些学者在论文中将其译为实存性、实然性等。本文译为实是性的理由是：首先在于它与事实性不同，其次在于它与事实性的相关性，实是性与事实性的音似与不同，也许，将其译为实事性可能更恰当，但学界一般把德文Sache译为实事性，此外，facticity与存在（是）的紧密联系是我们的另一个理由。
[5] 海德格尔：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p.97.
[6] 海德格尔: Gesamtausgabe, VOL.12: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5), p.90; translated as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192, 转引自：同上书，p.92.
[7] 海德格尔：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at),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15; Ontology: 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 1999，p.12.
[8] 正是因为海德格尔哲学的这种创新性，所以洪汉鼎先生主张将hermeneutics 译为“诠释学”，以表明与从前的解释学的差异，而张灿辉先生进而主张将其译为“诠释”，见于上述的《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中的论文。两位先生的主张之根据无疑是符合海德格尔哲学之精神的，本文在翻译上的不同只是因为个人的语言习惯。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4-45页。
[10] 海德格尔把现象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而不是把现象学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学说，虽然“胡塞尔提供了决定性的因素”，但我们自己仍然需要学习和发展。海德格尔在此讲演录里回顾了现象学的历史，对胡塞尔提出了一点具体的批评。“对胡塞尔来说，科学的理想体现在数学和具有数学本性的科学中。数学是所有科学学说的模范。……基本上，人们没有认识到这里有一个偏见。把数学作为一切科学学说的模范是正当的吗？数学是最少严格性的学说，因为它是最容易达到的。精神科学预设了比数学家所能达到的多得多的科学存在。”他提出了著名的“先行具有”这个概念，指出“无立场”的想法是一个幻象, 无立场的看已经是一种看了。“人们必须从原初给予的东西走开，返回到它的基础。”
[11] 海德格尔：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at),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7; 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 1999，p.5.
[12]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5-66页，引文与中译本相比有改动。
[14] 这里虽然只是两个标点符号，但涉及到的却是本己与非本己、本真与非本真这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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