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多前书》1章31节）我又听到另一位求你说：“请你解除我口腹之欲。”（《德训篇》23章6节）于此可见，我的圣善的天主啊，凡依照你的命令而实践的，都出于你的赐赉。 [5] 

贝拉基批评奥古斯丁的观点过于消极无为，把人自己的过失归于人的灰土所造的本性，这无异于否定人的道德责任心。奥古斯丁则从自己的宗教经验出发，相信他自己是靠神的恩宠才从罪中获救，倘若依靠自身的力量，永远也无法从罪中自拔。他认为贝拉基的错误在于否定原罪，不承认得救是靠注入神的恩宠，高傲地相信人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过无罪的生活。贝拉基对恩宠的理解与奥古斯丁不同。贝拉基认为，恩宠是在受洗时罪得赦免，是上帝的一般性的教诲。而在奥古斯丁看来，恩宠的实质是上帝的爱的注入，人的品性依靠这种爱的注入才能转变。神的恩宠是不可抗拒的，人的自由意志在此无能为力。因此，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得救与否是预定的。 

贝拉基有个学生名泽列斯蒂乌，他比贝拉基要激进得多，他不仅强调人的努力在克服罪的方面的作用，而且把这一观点引向批评保罗的原罪说，因而有人控告他犯有以下六条错误：1、“亚当被造时就注定是要死的，不管他犯罪与否，他原本要死；”2、“亚当的罪只损害他自己，不损害人类”；3、“新生婴儿所处的情况与亚当未堕落前一样；”4、“全人类之死不是由于亚当的死与罪，全人类的复活也不是靠基督的复活；”5、“律法如同福音，也可以引导人进入天国；”6、“甚至在主降生之前，也存在着无罪的人。” 

很明显，如果这六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保罗关于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死和替人赎罪的整个救赎的神学思想就要被推翻。因而不难理解奥古斯丁及其同道为什么极力鼓动召开宗教会议谴责贝拉基主义。在公元418年5月召开的迦太基会议上通过决议申明：亚当是由于犯罪而死的；为使原罪得赦免，小孩也应受洗；要过正直的生活，恩宠必不可少；人在今生不可能无罪。在这些行动的促使下，教皇索西穆斯也发了一道通谕，谴责贝拉基和泽列斯蒂乌。 

半贝拉基主义的淡化了的性善论 

在奥古斯丁与贝拉基主义的斗争之后，还出现了一场半贝拉基主义的余波。有些基督教的神学家担心奥古斯丁的学说会使人在道德修养上放松怠慢，不再努力去恶从善。他们认为，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和恩宠的不可抗拒性的说法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从而不利于激发人的道德责任心。但是他们也反对贝拉基主义，他们不否定原罪说，承认恩宠在人的得救方面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又采纳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因此他们的立场被称为半贝拉基主义或半奥古斯丁主义。 

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是半贝拉基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可能是高卢人，约公元360年出生。他去过以色列和埃及，在埃及的一个修道院中他遇到一位名为查来蒙（Abbot Chaeremon）的隐修士。他在约425－430年间写下的《对谈录》据说就是他与查来蒙谈话的记录。在《对谈录》中，他论证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灵魂中播下善的种子，人知善恶，即使在人堕落以后，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人之得救，要靠上帝的恩宠，但也离不开人自己的努力。上帝的恩宠好比耕地和浇水一样，如果没有内在的种子，植物也不能生长起来。他写道： 

因为我们不主张，上帝造的人是从来不愿或不能从善的；或上帝没有赋予人一种自由意志，仿佛他使人只愿和只能作恶，而不愿和不能做好的事情。如果正是这样的话，如何才能解释上帝在人堕落后说的第一句话：“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 ？（创3：22） [6] 

……无疑，由于创造者的慈悲，在每个灵魂中生而就被置于某些好的种子；但是除非在上帝的协助下使得这些种子生长起来，他们将不能迈向完善，正如圣徒所说：“耕地和浇水的并不是他，而是上帝使之生长……”因而，在人身上，意志总是自由的，对于上帝的恩宠，一个人可以不予理会，也可以欣喜承纳。 [7] 

里埃茨的主教福斯图斯（Faustus of Riez）是另一位半贝拉基主义的代表人物。大约在474年，他写了一篇名为《恩宠》的论文，承认恩宠对于人的得救必不可少，但设法排除由此容易导致的预定论，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为的救而奋斗的可能性”。他把恩宠界定为神的应许和告诫，恩宠使得变为软弱但仍是自由的意志倾向于正义的选择，而不是像奥古斯丁所认为的那样，恩宠是一种内在的转变能力。上帝预见到人们得到福音后将做什么，但上帝不预定他们将做什么。 

奥朗日宗教会议的决议 

公元529年在奥朗日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通过了反对贝拉基主义半贝拉基主义的决议。该会议经教皇卜尼法斯三世批准，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在形式上标志着这场延续二百年的激烈论争的结束。 

该决议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申明亚当的原罪败坏了整个人性，并遗传给整个人类的后代。其原文如下： 

条规一，凡主张亚当的不服从的冒犯没有使包括身体和灵魂在内的整个的人变坏，而只是使他的身体败坏，而他的灵魂的自由依然没有损伤的人，是受了贝拉基的错误的欺骗，违背了圣经［以西结书18：20；罗马书6：16；彼得后书2：19 ］。 

条规二，凡断定亚当的罪只损害了他自己，而不损害他的后代，或认为这罪只导致他的身体的死，而不导致他的灵魂的死，不从一个人传至整个人类的人，是藐视上帝，是与使徒的话相矛盾的［罗马书5：12］。 [8] 

该决议的第三条至第八条申明人由于受原罪的影响，失去了一切归向上帝的能力，靠人自己是不能从堕落中自拔的，“只有圣灵的激发才能使我们的意志从不信转变为信，从不虔敬转变为虔敬”。我们具有的“信仰的意愿”是“靠主来预备的”，“我们通过洗礼获得新生”，是主“无偿赐予的恩宠的礼物”，是圣灵激发的结果。“由于第一个人的罪，自由意志避开正路和被消弱了，以致此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应该的那样爱上帝，或信上帝，或做任何对上帝来说好的事情，除非神圣的怜悯首先降临于他。” [9] 

以上这些论点与奥古斯丁相一致。然而，在这一决议中没有一处肯定恩宠是不可抗拒的，相反把那些犯错误的人说成是“拒绝了那同一个圣灵”，并且还谴责了人注定要犯罪的预定论。这次会议的决议的最显著的论点是把接受恩宠与受洗密切相连，以致把恩宠所具有的圣事的性质和善工的价值都置于突出的地位。 

我们也相信这符合天主教的信仰，恩宠在洗礼中被接受，所有受洗的人，在基督的援助和支持下，如果他们虔信地努力的话，能够和应该履行那些属于灵魂拯救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但不相信，某些人是被神圣的力量预先注定去作恶的，而且如果有人希望去相信这样的恶的事情的话，我们将非常愤恨，并要求把他们革出教门。 [10] 

托马斯·阿奎那的人性的自由意志和处境的双重决定论 

虽然奥朗日会议的决议在形式上结束了教会的正统派同贝拉基主义和半贝拉基主义的斗争，并在名义上确定奥古斯丁的观点为正统，但实际上基督教在性善性恶问题上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束。天主教的观点可视为奥朗日会议的精神的延续，并以托马斯·阿奎那对奥古斯丁立场的修正为基准。 

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似乎存在着一个矛盾：当他同诺斯替派斗争的时候，他主张意志自由，坚持恶的人类学的起源，主张人犯罪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当他同贝拉基主义斗争的时候，则主张人没有从善的自由意志，人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宠才能得救。奥古斯丁本人意识到他的说法间的差别，但他不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他写道： 

对那部分上帝已应许原谅他们，并分享他的永恒的国的人来说，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吗？绝对不能。一个获罪于上帝的人除了从永劫中被救出来以外，他还能行什么善呢？他们能够由他们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做任何事情吗？我再说绝对不能。因为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