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统中的人性之争(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经由于他的自由意志的邪恶的使用,既毁掉了自由意志又毁掉了他自己。一个人当然是活着的时候自杀;当他已经自杀而死,自然不能自己恢复生命。同样,一个人既已用他的自由意志犯罪,为罪恶所征服,他就丧失了自由意志。 [11]
奥古斯丁通过活人能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自杀,而死人却不能复生的比喻,说明一旦人对上帝犯了罪,便遭永劫,除了靠上帝的拯救之外,是不能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得救的。但是,死人(a dead man)和一个因获罪于上帝而迷失和沉沦的人(a lost man)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显然连同他的自由意志一起死了,而后者是否还留有自由意志的问题是可商榷的。如果说后者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由意志的话,那么他继续作恶是由什么驱使的呢?人犯原罪是由他的自由意志的驱使的,他犯的本罪(personal sin)难道就不是由他的自由意志驱使的吗?如果他犯本罪时已经丧失了自由意志的话,那么他凭什么要承担责任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在奥古斯丁那里不能找到一以贯之的答案。
托马斯·阿奎那对这个问题设想了一个较能自圆其说的解决办法。他不像奥古斯丁那样主张,亚当堕落之后就失去了自由意志,而是主张,亚当的原罪使人失去了上帝的惯常的恩惠(habitual grace), 从而不再能抵挡各种邪恶的欲念的引诱,犯下越来越多的新的罪。人一直保留着自由意志,但是在原罪之前和之后,人做出选择的时候所面临的条件不同了:在此之前具有上帝的惯常的关照,在此之后就缺乏这种关照了。这好比,具有家长教养的小孩和缺乏家长教养的小孩在成长道路上的差别。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伊甸园并不等同于一个天堂,它与当今的世界在物质和物欲的层面上讲没有根本的区别。即使在最初的一对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狼还是要吞食羊;亚当和夏娃尽管被创造出来时是善的,但仍然具有各种欲望和势必面对各种引诱。他们本来之所以能够抵挡引诱和不犯罪,乃是因为他们本来置于上帝的惯常的恩惠之下,具有原初的正直性(又译正义性)(original righteousness)。并且,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原初纯正的话,他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不朽和极乐的境界中去。然后,亚当和夏娃背离了上帝。他们做了上帝禁止他们做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主动地拒绝上帝的关照。这样他们就失去了上帝赋予他们的惯常的恩惠的礼物,而人的原初的正直性(自我的统一性)是依赖于这份礼物的。这样,基本的人性就受到损伤,变得紊乱和脆弱了。因而人就更容易犯罪了。对托马斯·阿奎那来说,罪的本质从形式上说是指“丧失原初的正直性”,其原因是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禁令,从而失去了上帝对这种正直性的神圣支持(惯常的恩惠)。从质料上说,是指俗人的欲念(concapiscence)或欲望的紊乱,这是由于失去了上帝的这种恩惠而导致的。
阿奎那企图解决一个奥古斯丁遗留下来的有关原罪是如何遗传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表述:是否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也使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身体和肉欲)发生了变化,从而原罪是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发生的?阿奎那否定了这一说法。就人的自然属性而言,伊甸园中的人和现在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他们的处境变了,他们失去了上帝的原有的关照,从而人性变得脆弱和紊乱了。原罪意味着一种容易犯罪的状态或条件,亚当之后的人继承了这种状态或条件,所以特别容易犯罪,在原罪之后不断增添上他们亲自犯下的罪(本罪)。
阿奎那的结论是:人之善恶和得救与否,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和神人关系的处境两方面决定的。虽然上帝的恩典是最主要的,它决定着神人关系的基本处境,然而人在接受恩典时并不是完全不动的,因为人也能通过他的自由意志拒绝恩典。上帝的恩典为人的从善和得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如若人的内在的自由意志不作努力,那么只能咎由自取。
天主教以托马斯·阿奎那的观念为正统,而新教改革运动,在某些方面重新发现和复活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反对天主教的立场。新教神学家,特别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认为天主教的立场否定了人性中所继承的朝向恶的倾向。他们特别突出奥古斯丁的俗人的欲念的概念,把它表述为一种完全的腐败堕落。他们主张,罪远不止一种人性的缺损和匮乏,而是整个人性的腐败堕落。人的存在中没有一个方面或一种能力不是被罪腐败的。因而,虽然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出来的,但人在堕落中已经失去了这一形象。路德评说道:
人在肉体里和灵魂里全都有一个搅乱的、败坏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类没有一点东西是好的。这是我由衷的意见,凡是主张人的自由意志能够自由地在神圣的事物上有所作为,那怕是极微小的一点作为吧,这样的人都是否认基督的。 [12]
天主教针对新教的观点,在1545至1563年间召开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谴责新教的观点,坚持阿奎那的立场。 天特会议的第六次会议(1547年1月13日)通过《论称义的教令》,其中第五章的标题为“论在成人心里必须有称义的准备,并论其起始”,其论点与阿奎那的相一致:
本会议又宣言:在成人心里称义的起始是先由于上帝因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即由于他的召,籍此,人毫无功德而被召;好叫那因罪恶与上帝远离的人,因他那感动并帮助人的恩典,由人乐意与那恩典同意并合作,而有意使他们自己归正,得以称义;这样,虽然上帝用圣灵的光感动人的心,但是人在接受那感动时,他自己并不是完全不动的,因为他也能对它加以拒绝;可是没有上帝的恩典,他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能叫自己在他眼中成为义的。 [13]
天主教把人接受上帝的恩典与否归于人的自由意志,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则把它归于上帝的预定。加尔文宗主张,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人之中有一部份信上帝,并因而称义,乃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拣选了一部份人,使他们信上帝,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之是否成为上帝的选民,乃是上帝的预定,与人自己的努力是无关的。有关新教与天主教在自由意志和预定论方面的争论这里就不展开了。就人性的问题而言,新教基本上持奥古斯丁的立场,而天主教基本上持阿奎那的立场。
[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14章,第28节。
[2]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43。
[3] 贝拉基:“Letter to Demetrias”,引自Robert L. Ferm编: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读物),New York, 1964, 第291页。
[4] 贝拉基:“Letter to Demetrias”,引自Robert L. Ferm编: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读物),New York, 1964, 第293页。
[5]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214。
[6] John Cassian,《对谈录》(The Conferences),引自Robert L. Ferm编: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读物),New York, 1964, 第303页。
[7] 同上,也304。
[8] “奥朗日会议”(Council of Orange),引自Robert L. Ferm编: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读物),New York, 1964, 第305-306页。
[9] 同上,第306-307页
[10] 同上,第307页。
[11] 奥古斯丁:《教义手册》,第30章(The Enchiridion,Chapter 30 ),引自The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Volume 3, p. 476, The AGES Digital Library,Version 2.0, 1997。
[12] 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引自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1页。
[13] 引自《历代基督教信条》,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69页。
奥古斯丁通过活人能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自杀,而死人却不能复生的比喻,说明一旦人对上帝犯了罪,便遭永劫,除了靠上帝的拯救之外,是不能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得救的。但是,死人(a dead man)和一个因获罪于上帝而迷失和沉沦的人(a lost man)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显然连同他的自由意志一起死了,而后者是否还留有自由意志的问题是可商榷的。如果说后者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由意志的话,那么他继续作恶是由什么驱使的呢?人犯原罪是由他的自由意志的驱使的,他犯的本罪(personal sin)难道就不是由他的自由意志驱使的吗?如果他犯本罪时已经丧失了自由意志的话,那么他凭什么要承担责任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在奥古斯丁那里不能找到一以贯之的答案。
托马斯·阿奎那对这个问题设想了一个较能自圆其说的解决办法。他不像奥古斯丁那样主张,亚当堕落之后就失去了自由意志,而是主张,亚当的原罪使人失去了上帝的惯常的恩惠(habitual grace), 从而不再能抵挡各种邪恶的欲念的引诱,犯下越来越多的新的罪。人一直保留着自由意志,但是在原罪之前和之后,人做出选择的时候所面临的条件不同了:在此之前具有上帝的惯常的关照,在此之后就缺乏这种关照了。这好比,具有家长教养的小孩和缺乏家长教养的小孩在成长道路上的差别。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伊甸园并不等同于一个天堂,它与当今的世界在物质和物欲的层面上讲没有根本的区别。即使在最初的一对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狼还是要吞食羊;亚当和夏娃尽管被创造出来时是善的,但仍然具有各种欲望和势必面对各种引诱。他们本来之所以能够抵挡引诱和不犯罪,乃是因为他们本来置于上帝的惯常的恩惠之下,具有原初的正直性(又译正义性)(original righteousness)。并且,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原初纯正的话,他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不朽和极乐的境界中去。然后,亚当和夏娃背离了上帝。他们做了上帝禁止他们做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主动地拒绝上帝的关照。这样他们就失去了上帝赋予他们的惯常的恩惠的礼物,而人的原初的正直性(自我的统一性)是依赖于这份礼物的。这样,基本的人性就受到损伤,变得紊乱和脆弱了。因而人就更容易犯罪了。对托马斯·阿奎那来说,罪的本质从形式上说是指“丧失原初的正直性”,其原因是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禁令,从而失去了上帝对这种正直性的神圣支持(惯常的恩惠)。从质料上说,是指俗人的欲念(concapiscence)或欲望的紊乱,这是由于失去了上帝的这种恩惠而导致的。
阿奎那企图解决一个奥古斯丁遗留下来的有关原罪是如何遗传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表述:是否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也使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身体和肉欲)发生了变化,从而原罪是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发生的?阿奎那否定了这一说法。就人的自然属性而言,伊甸园中的人和现在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他们的处境变了,他们失去了上帝的原有的关照,从而人性变得脆弱和紊乱了。原罪意味着一种容易犯罪的状态或条件,亚当之后的人继承了这种状态或条件,所以特别容易犯罪,在原罪之后不断增添上他们亲自犯下的罪(本罪)。
阿奎那的结论是:人之善恶和得救与否,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和神人关系的处境两方面决定的。虽然上帝的恩典是最主要的,它决定着神人关系的基本处境,然而人在接受恩典时并不是完全不动的,因为人也能通过他的自由意志拒绝恩典。上帝的恩典为人的从善和得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如若人的内在的自由意志不作努力,那么只能咎由自取。
天主教以托马斯·阿奎那的观念为正统,而新教改革运动,在某些方面重新发现和复活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反对天主教的立场。新教神学家,特别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认为天主教的立场否定了人性中所继承的朝向恶的倾向。他们特别突出奥古斯丁的俗人的欲念的概念,把它表述为一种完全的腐败堕落。他们主张,罪远不止一种人性的缺损和匮乏,而是整个人性的腐败堕落。人的存在中没有一个方面或一种能力不是被罪腐败的。因而,虽然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出来的,但人在堕落中已经失去了这一形象。路德评说道:
人在肉体里和灵魂里全都有一个搅乱的、败坏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类没有一点东西是好的。这是我由衷的意见,凡是主张人的自由意志能够自由地在神圣的事物上有所作为,那怕是极微小的一点作为吧,这样的人都是否认基督的。 [12]
天主教针对新教的观点,在1545至1563年间召开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谴责新教的观点,坚持阿奎那的立场。 天特会议的第六次会议(1547年1月13日)通过《论称义的教令》,其中第五章的标题为“论在成人心里必须有称义的准备,并论其起始”,其论点与阿奎那的相一致:
本会议又宣言:在成人心里称义的起始是先由于上帝因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即由于他的召,籍此,人毫无功德而被召;好叫那因罪恶与上帝远离的人,因他那感动并帮助人的恩典,由人乐意与那恩典同意并合作,而有意使他们自己归正,得以称义;这样,虽然上帝用圣灵的光感动人的心,但是人在接受那感动时,他自己并不是完全不动的,因为他也能对它加以拒绝;可是没有上帝的恩典,他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能叫自己在他眼中成为义的。 [13]
天主教把人接受上帝的恩典与否归于人的自由意志,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则把它归于上帝的预定。加尔文宗主张,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人之中有一部份信上帝,并因而称义,乃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拣选了一部份人,使他们信上帝,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之是否成为上帝的选民,乃是上帝的预定,与人自己的努力是无关的。有关新教与天主教在自由意志和预定论方面的争论这里就不展开了。就人性的问题而言,新教基本上持奥古斯丁的立场,而天主教基本上持阿奎那的立场。
[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14章,第28节。
[2]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43。
[3] 贝拉基:“Letter to Demetrias”,引自Robert L. Ferm编: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读物),New York, 1964, 第291页。
[4] 贝拉基:“Letter to Demetrias”,引自Robert L. Ferm编: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读物),New York, 1964, 第293页。
[5]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214。
[6] John Cassian,《对谈录》(The Conferences),引自Robert L. Ferm编: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读物),New York, 1964, 第303页。
[7] 同上,也304。
[8] “奥朗日会议”(Council of Orange),引自Robert L. Ferm编: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读物),New York, 1964, 第305-306页。
[9] 同上,第306-307页
[10] 同上,第307页。
[11] 奥古斯丁:《教义手册》,第30章(The Enchiridion,Chapter 30 ),引自The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Volume 3, p. 476, The AGES Digital Library,Version 2.0, 1997。
[12] 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引自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1页。
[13] 引自《历代基督教信条》,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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