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这样的让人想象连续性的宏大单元之上,而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交织的且通常不同的但又非自主的系列”[4—ｐ58];话语事件的规则性只存在于由人们强加于物之上的话语这个实践中,而无关于主体意识的独创性;我们始终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在话语的范围内,从话语本身出发,去把握偶然系列的事件得以产生的外部可能性条件,而不应苦苦搜寻话语的内在意义核心。福柯的考古学通过探讨既是散布的、间断的又是有规则的一系列话语的实际构成,已经宣布了传统观念史赖以立论的能创造的意识和能奠基的主体在真实的话语史中毫无立足之地。因为话语事件系列的那些顿挫(间断性)能“把主体散布在众多可能的位置和功能中”[4—ｐ60]。福柯的结论:观念史是虚假的。 
话语史的真实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探讨真实的具体的话语史,明确反对虚假观念史的三大论题(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传统观念史实是一种先验历史观,它为了研究已说出的一切的历史,让散布于时空中的陈述回溯到先于它们并隐藏在历史的背后的秘密的内在主体性。而福柯对陈述所作的考古学分析却要撰写另一种已说出的东西的历史,它既不参照个别主体,也不参照先验主体性,而是匿名的、无“我思”的。这全取决于陈述领域是一个经验实证领域。 


福柯对话语事件进行考古学描述就是要在话语范围内描述陈述或陈述群的特殊位置及其相互之间的可能关系,因而既不同于旨在探究陈述形成规律的语言分析,也不同于旨在陈述本身以外重新发现讲话主体意图的思想史。陈述是话语的原子,话语是隶属于同一个散布体系的全体陈述。福柯所讲的陈述并不像名词、命题和句子那样面对对象,而是相关于那些被命名、被描述对象或那些被肯定、否定关系之可能性法则和存在规则,而这些可能性法则和存在规则“形成了场所、条件、涌现的领域,形成了个体或对象之分化的要求,形成了那些因陈述本身而起作用的事物状态和关系”[1—ｐｐ120～121]。于是,陈述和陈述群具有非语言的功能特性,即使句子、命题、符号系列或图表这些单元与一个对象领域联系起来,并向这些单元提供一组可能的主体位置。 
福柯的话语也不同于语言和言语。因为话语是一种实践,起实践作用的话语关系体系就是“在经济和社会机制、过程、行为方式、规范体系、技巧、分类类型和特征化方式之间确立起来的”[1—ｐ61],并不出现在对象中,却限定对象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这些关系体系就是一个内在于实践并限定其特殊性的规则整体。于是,话语实践就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时空定位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使诸对象成为一个话语的对象并由此构成其历史呈现的条件。话语作为实践就能呈现出规则整体,系统地形成话语所谈论的对象,正是这两个重要规定性才使得话语不止是用符号来指称事物的语言和言语。话语也是间断的、偶然的和有形的特殊事件系列。 
由于对陈述和话语有特殊理解,福柯就并不探寻任何毫无历史规定性的最内在的起源秘密,并不追溯沉睡文本的光辉诞生和辉煌起源,而是要“系统描述话语对象,限定话语的特殊性,有差别地分析话语方式”[1—ｐｐ182～183],要在陈述所陷入的但又不停地加以改变、骚扰、打乱有时甚至摧毁的并合(ｃｕｍｕｌ)的深度中来探讨陈述,要“在陈述得以存在、保存、重新激活、使用以及由此(并不出于原初目的)被遗忘乃至最终被毁灭的时间深度中,来探寻什么样的存在方式能独立于陈述行为之外来刻划陈述”[1—ｐ162]。福柯这里讲的“并合”指话语范围内陈述运作的全部可能性条件,“时间”专指话语的时间,并非思想的模糊时间在可见的年代学中的表达,而只是实证范围内“出现”和“消失”这两个固定瞬间的确定,实际上已经相当于陈述关系多个路径的“并合”了。这里讲的“时间深度”实为“时间散布”,指话语之被重复、认识、遗忘、转换、消除所有细小踪迹、远离所有目光而尘封在书本中。由于每个陈述都有自己独特位置,陈述与陈述之间处于前后左右的位置关系之中。一个陈述的过去也就是先于它自己的其他陈述所占据的位置,并且每个陈述都有能力根据新的关系重新组合和分配这个位置领域。因而,陈述及其“并合”就具有历史规定性。当话语有事件侵入时,当话语得以准时显现的可能性条件(即“并合”)具备时,我们还能让话语诉诸于起源之遥远的出场吗? 
话语也不具有绝对无限的连续性,因为陈述从未是通过连续的成分简单地重叠或并列展开的,因为话语是一个具有事件系列特征的多重冲突的空间。话语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的连贯和前后相继形式的实证性实践,既不同于线性的言语或书写,也不同于流变的意识。而话语事件的前后连贯(ｅｎｃｈａ^ｉｉｎｅｍｅｎｔｓ)和相继出现(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就意味着认可间断、断裂、散布、界限和转换等的存在,否定了事件的一成不变的线性连续性(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啨)。福柯认为必须抛弃“传统”、“影响”、“发展”、“演变”、“精神类型”这些让人想象话语连续性的范畴,必须悬置“书本”和“作品”这两个以最直接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且给人以同质和可统一适用感觉的单元。因为书本的话语单元远比书本的物质单元来得重要,而书本的话语单元并非前后一致,并不能被统一地使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上述这些直接的连续性形式,而应是口头或书面的全部实际的和特殊的陈述。“考古学并不把连续性看作应该说明其他一切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材料”[1—ｐ227],因为连续性并非观念史所说是其他一切的参照系,连续性本身就体现在一个话语实践的要素之中,并非话语实践的中心,连续性也应同样受制于实证科学之具有间断性特征的形成规则。间断性不仅仅是那些构成历史地质学的断层之一,而且早已存在于陈述的简单事实之中。我们不能把众多的特殊的间断性归结为千篇一律的连续性。 


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分析用陈述的个体性和稀少性来取代观念史的陈述总体性和过剩性。因为观念史把不同的文本关联成一个与规则和实践相结合的并且具有整个时代共同意义的唯一宏大文本,单个文本作为部分,只是这个作为宏大文本的总体性的表现而已,并被它所超越。“这样,人们就用一个统一的从未被说出的宏大文本来取代那些被说出的事物的多样性,而这个宏大文本首次阐明了那些人们不仅在其言语和文本、话语和叙事中,而且在其所创造的制度、实践、技术和对象中曾‘想要说’的一切”[1—ｐ155]。于是,福柯认为,陈述在激增中变得过剩了。而福柯对话语所作的考古学分析则表明全部(ｔｏｕｔ)从未被说出过,陈述总是断缺的和支离破碎的。由于每个陈述都占据着只属于自己的特殊位置,只说出某个关系或关系群的某个方面,各个特殊陈述并不形成一个沉默的具有共同意义的宏大文本,而是各自都处于散布之中,因此,话语构成并不构成一个发展中的总体性。 
话语的构成是陈述的扩散和分配的原则,话语史之所以真实,乃是因为它表明像精神病理学、医学、语法、经济学这样一些巨大的陈述家族建立在“有间隙并且相互缠绕的系列、差别、间距、替换、转换”的对象域之上,建立在“那些层次极其不同、功能极其相异”以至不能“伪造一种不间断的宏大文本”的表达之上,建立在“那些其结构和使用规则都有所不同的概念”之上,建立在“对那些不相容的主题进行激活或把同一个主题包含在不同整体中”这样的策略可能性之上[1—ｐ52]。总之,它们都是建立在这些散布(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本身之上的。话语形成于某些数量的陈述之间所存在的散布体系。 
话语实践早已确定了陈述功能的实施条件。福柯把陈述看作一个功能,这意味着福柯要否定陈述主体的唯一性、不变性和总体性。陈述主体是一个实际上可以被不同个体填补的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具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