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散布性和可替换性。主体在陈述过程中并不能起任何综合和统一的作用,因为主体所处位置同样是由它相关于对象的各种不同领域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境遇所确定,如19世纪初医学话语的主体受制于相关对象领域的境遇,而成为提问主体,倾听主体,目视主体和记录主体。当一个主体作出话语时,各种陈述方式就“诉诸于主体所能占据或接受的各种身份、各种场所和各种立场”[1—ｐ74],诉诸于主体所言及的关系体系的不连续性。这些关系体系是由话语实践的特殊性确定的,而无关于意识的综合活动。主体的散布以及主体与自身的断离反而能在这个话语整体中得到确定。 
福柯—萨特争论 
福柯要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屈从和先验的自恋,要在任何一个先验构成都不能强加以主体形式的匿名中来展开思想史。话语具有作为事件的实在性,话语无需参照任何主体性,也并无任何中心可参照。相反,主体却是处于知识范围之内并依赖于知识,福柯想弄清楚主体在话语多样性中所占据的各种位置和功能。福柯把无意识的规则(而非意识)当作话语研究的出发点,用话语实践史来反对观念史关于精神、理性的认识、观念或意见的历史。 
萨特对间断的和偶然的话语事件和实践极为恐惧。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在先验层面上把主体与思维的我(即意识)等同起来,试图用基础主体(ｓｕｊｅｔｆｏｎｄａｔｅｕｒ)来取消话语的实在性,把话语变成为仅仅是能指的符号。萨特所讲的“自为的存在”实是一种基础的主体,一种能对对象进行虚无化的“意识”,对象世界(“自在的存在”)是因意识(“自为的存在”)而具有意义的。基础主体在时间之外创立了历史只是随后加以阐明的并且最终作为命题、科学和演绎集合之基础的那些意义域。福柯认为萨特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知识建立在意识哲学的基础上了。而福柯倡导的却是匿名的思想、无主体的知识、无身份的理论。20世纪主宰法国哲学舞台的两大哲学家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了。 


萨特使人成为知识的对象,旨在使人能成为自己的自由和存在的意识主体。福柯也使人成为知识的对象,却否认存在着自由和作为存在之主体的人。福柯的《词与物》嘲笑了萨特的主体哲学:“对所有那些还想谈论人及其统治或自由的人们,对所有那些还在设问何谓人的本质的人们,对所有那些想从人出发来获得真理的人们,相反地,对所有那些使全部认识都依赖于人本身之种种真理的人们……对所有这些有偏见和扭曲的反思形式,我们只能付诸哲学的一笑———即在某种程度上,付诸默默的一笑”[3—ｐｐ353～354]。人的自由、真理、存在先于本质等话题正是萨特存在主义所津津乐道和誓死加以捍卫的。福柯从知识史的断裂、科学话语体系的转换和知识构型的更迭,断定从康德以来直至萨特的至高无上的意识主体也将随着认识型的转换而消失。针对萨特把存在主义看作一种人本主义,福柯呼吁我们现在该明确摆脱“人本主义”这个得自19世纪的沉重遗产。因为人本主义用道德、价值等调和的术语,设法解决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福柯在《词与物》宣告“人的消解”和“人之死”,就是大写的主体之死,具有本质、自由的存在主体的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也就是伴随主体哲学而来的人本主义的终结。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借助于话语事件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来强调历史间断性的可能性,也旨在抑止主体的先验构造作用,因为主体散布的地位和身份也都是在话语的规则性中得以确定的。 
萨特对福柯的批评非常敏感,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词与物》,指责福柯拒斥历史:“人们赋予给《词与物》的成功就是有特征的。我们在《词与物》中能发现什么呢?并非人文科学考古学。考古学家应该探索一个已逝去的文明的痕迹,以便设法重建这个文明……福柯向我们表明的,如同康泰(Ｋａｎｔｅｒｓ)所明确指出的,就是一个谱系学:构成为我们的‘土壤’的连续层面的系列。每一个这样的层面都定义了在某个时期获胜的某类思想的可能性条件。但福柯没有告诉我们使人感兴趣的,即每个思想如何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被构建起来,人们如何能从一个思想过渡到另一个思想。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让实践、历史介入进来,但实践、历史恰恰就是他所拒斥的。的确,他的视角仍然就是历史的。他区分了有前有后的几个时代。但他用幻灯来取代电影,用静止不动的系列来代替运动”[5—ｐｐ87～88]。萨特指责福柯拒绝让实践和历史介入到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的过渡,取消了思想的连续性和运动。萨特还断言福柯的思想并不具有独创性,因为福柯是把罗布—格里耶、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泰凯尔》综合起来以证明历史反思的不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大多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驳斥论敌的理论观点。萨特也不例外。萨特以为,福柯表面上取消历史,实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福柯构建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一个资产阶级能用来攻击马克思的最后堡垒。包括福柯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历史理论家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人类生活物质要素、生产关系、实践放在首位,因而不能撰写严肃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就指责福柯不是像他那样用存在主义来“医治”和“补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 
福柯在许多场合回击萨特。福柯声明考古学要研究作为认识、制度和实践之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因而并非萨特所理解的一门学科。萨特把实践看作总体化过程。福柯并不像萨特所指责的那样忽视实践,只是对实践有特殊的理解。福柯从理论活性的角度来探寻使理论、制度和实践成为可能的具有共同构型的历史知识,并不像萨特那样从实践惰性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知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明确把话语当作一种作为在经济、社会机制等中确立起来的规则体系的特殊实践,并使用了话语实践这个概念。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又把话语看作是相互交织、连接、相互排斥的实践。话语与实践就是一体的。在1967年题为“论撰写历史的方式”的访谈中,福柯强调自己确实描述了“18世纪初始形式的科学话语过渡到19世纪最终形式的科学话语所充分必要的转换体系”[6—ｐ585],不仅没有忽视实践,而且还因话语都依据历史模式而相互连接在一起而赋予历史优先地位。福柯不仅在《词与物》中考察了几个话语领域共有的理论模式,而且在《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还把握了话语领域与社会、经济、政治等非话语领域之间的关系。福柯指责萨特把历史当作辩证法的最后避难所,企图在历史中拯救理性矛盾的王国。 


在距萨特答复两年后的“答复萨特”(1968年)的访谈中,福柯又有针对性地答复了以下几点。像萨特和梅洛—庞蒂那样探讨人的自由和存在的单一哲学已不再流行,因为作为自由和存在主体的人在哲学中消失了。萨特对自己的指责简直就是空穴来风,因为萨特没有时间读自己的著作。萨特对福柯“资产阶级最后堡垒”的指责,实是萨特在进行报复,因为在15年前福柯一度加入法共期间,萨特就被福柯等人看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福柯要摧毁历史连续性的宏大叙事,因为对萨特等哲学家们来说,存在着一种大写的历史的神话,这种历史“是一种巨大而广阔的连续性,个人的自由与经济或社会的规定性都将在其中相互纠缠在一起。当人们触及几个这样的大论题时:连续性、人类自由的有效行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规定性相结合,当人们触及这三个神话中的一个时,勇敢的人们就立刻开始抱怨强暴或谋杀。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像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夫尔、英国史学家等这样重要的人已经及时地终止了这个历史神话”[6—ｐｐ666～667]。福柯倡导间断性、断裂、界线、裂口等,主要都是为了取消传统哲学家的大写的历史神话。 
福柯在对陈述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