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并不参照我思主体的内在意识,而是依据话语事件的外在性散布的规则。但在萨特看来,历史形式都是由主体的综合活动所确保的。怀疑历史,就是取消主体。否定实践,也就是否定主体。历史是理性的无序,结构只是实践—惰性的一个瞬间。 
福柯把批判历史连续性与批判先验主体哲学结合起来,并不点名地指出萨特等人把结构与生成对立起来,既不能定义历史的领域,也不能定义结构的方法。福柯明确反对哥德曼、卢卡奇、狄尔泰、19世纪的黑格尔主义者们以及萨特等人“把历史分析当作有关连续性的话语,把人类意识看作一切生成和一切实践的原初主体”[1—ｐ22][6—ｐ775]。因为他们通过变换连续性论题的概念游戏,主要依据“传统”、“影响”、“因果关系”、“发展”、“进化”、“精神状态”或“时代精神”这样一些基于连续性的历史主义观念来说明历史变化。福柯认识到,连续的历史是主体之奠基功能必不可少的相关物。如果思想史仍是连续的、不中断的,那就将为意识统治权提供特许的庇护所。福柯断言,使历史分析成为连续性的话语,使人类意识成为所有生成和实践的最初主体,这是现代主体哲学同一个思想体系的两个方面。萨特等人基于目的论和意识自由,基于起源的研究,把一个社会的全部差异都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形式、一种世界观的组织、一个价值体系的确立和一个融贯的文明类型”[1—ｐ22]。而福柯考古学则就话语本身来把握特殊的和多样的话语实践规则性,就完全摆脱了主体意识的引导。 
总体性哲学话语存在与否,又是福柯与萨特论战的焦点所在。萨特认为历史运动是一个基于理性目的论的“永久总体化,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既在总体化又被总体化,哲学体现了被总体化的人努力把握总体化的意义”[5—ｐ95],体现着每个部分的总体性大文本毫无遗留地说出了人们在话语实践中想要说出的全部内容。在1967年题为“论撰写历史的方法”的访谈中,福柯指责萨特等人把历史叙述成陷于总体化和被总体化游戏中的一大串事件[6—ｐｐ585～586]。福柯认为,今日从事哲学,不再是构建关于总体性的话语,捕捉世界总体性的话语,而是实际上实施某种活动,某种活动形式。在1968年“答复萨特”的访谈中,福柯又断言“从黑格尔到萨特的哲学仍然是一种总体化的事业,即使不是关于世界、知识的总体化,那至少也是关于人类经验的总体化”[6—ｐ665],而福柯则把哲学看作一种分散在各个领域中的自主的诊断活动。在1969年《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把考古学定位为一种比较分析,“它既不想缩减话语的多样性,也不想勾勒出必定将话语总体化的统一性,而是想把话语的多样性分散在不同的形态中”[1—ｐｐ208～209]。 


萨特以为自己与福柯、弗洛伊德、阿尔杜塞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历史与话语事件、意识与无意识、思想与语言、人与结构、观念与概念两者之间哪个在逻辑上在先,哪个能成为哲学基点的问题。其实,萨特并未真正读解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因为福柯的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既不同于语言,也不同于思想。话语虽排除了观念和我思的可能性,但话语通体都是历史的,具有历史的片断,历史本身中的统一性和间断性。而且,福柯还把话语看作是与其他属于经济体系或政治领域或机构的事件相关的事件。“我把话语看作一系列事件,这一事实自动就把我们置于历史维度中”[7—ｐ467]。另外,观念与概念也不像萨特所说的相互对立,因为概念也可具有观念结构。福柯就主张不能把话语常项归并为概念的观念结构,因为概念网络也是在话语所内在固有的规则性基础上得到描述的。应该说,能指的基础主体观及其先验目的论历史观与取决于话语实践特殊性的散布主体观及其考古学历史观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萨特与福柯论战的焦点实质所在。基于并合、间断性和个体性之上的福柯考古学更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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