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的分解，不应该从《启示录》意义上把尼采的酒神弥塞亚主义投射到存在当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存在历史的角度对理性进行批判，虽然有些激进，但还是会造成一种幻觉，让我们以为它能够避免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所遭遇的矛盾。它为一种所谓的真实性事件保留了真理的头衔，而它却与超越时空的有效性要求再也没有了任何关系。这种被历史化的原初哲学主张真理以复数形式出现，而这些真理则永远都既具有偏狭性，又具有总体性。它们更像是一种带有真理光环的神圣力量的绝对表述。《存在与时间》（§44）阐明了一种断言的真理概念，就此，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早已指出，海德格尔是如何“通过把‘真理’一词转化为一个基本概念，而转移了真理问题”。 就在这个地方，展现意义的世界筹划逾越了一切批判机制——世界筹划要么像在洪堡那里一样被铭刻在语言世界观的总体性之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要么像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一样，被置于语言游戏的规则当中。语言揭示世界的光芒被实体化了。它不必坚持要用为世界中的存在者带来光明的能力来证明自己。海德格尔的出发点在于，存在者在其存在当中对任何一种把握方式都保持敞开状态，而且没有丝毫的反抗。但海德格尔没有看到，投射到存在者身上的意义理解视域并不先于真理问题，而是属于真理问题。 

　　当然，当语言的规则系统发生变化时，语言命题的有效性条件也会出现变化，不过，有效性条件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从而让命题发挥作用，这就不取决于语言解释世界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语言实践在世界内部的效果。写作《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仍是一个十足的现象学家，这就使他回避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他通过论证所阐述出来的生存解释学抛弃了一切论证要求。而对他构成障碍的是他所主张的本真存在能力观念，因为其中充满了强烈的规范色彩，而且还和对个体良知的生存阐释联系在一起（§54-60）。 

　　这是一种决心的控制机制，它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因为它的决定论色彩太浓，也徒有形式。但就是这种控制机制也由于转向而失去了力量。也就是说，先于命题真实性的显现从关注自身生存的个体的筹划转向一种存在的天命，这种天命是无以名状的，偶然的，要求绝对服从的，并预先决定了具体的历史发展轨迹。海德格尔转向的核心在于，他让一种融化在时间当中的源始力量的元历史性权威带有了真实性事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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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的这一步非常缺乏说服力，以至他根本无法用迄今为止所说的主题来阐明自己的举措。按照我的猜想，海德格尔只有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暂时联起手来，才能为他后期时间化的源始哲学找到一条进路——他在1935年的时候甚至还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内在的真理和伟大。 
　　并不是海德格尔“对鲁道夫•希特勒及纳粹运动的效忠宣言” （1933年11月11日，海德格尔在莱比锡德国大学选举集会上的讲话就是以这个标题流传开来的），要求后来人做出判断，而后来人无从得知，在同样的情形下，他们能不能避免这样的错误。令人困惑的是，纳粹垮台之后，这位哲学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缺乏承认错误的能力。他不承认他犯有导致严重政治后果的错误。相反，海德格尔推崇这样一种法则：有罪的不是凶手，而是受害者。 
　　 
　　“当然，当人把罪恶施加于或归因于他人时经常都是专横的。但当人们找出其罪行并衡量其罪恶时，这不也是遗漏本质的过失吗？那些人如此具有预言天赋，以致于他们看任何事都如同它就是如此一般——我不是这种智者——那为什么他们要等到近十年后才反对这场罪恶呢？为什么那些认为他们通晓一切的人在1933年却不知道了呢？为什么他们不起而将这一切彻底地转向善呢？” 
　　 
　　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人对所犯罪行的压制。在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他写了一封辩解信，认为自己之所以选择法西斯主义，纯粹是属于大学校园政治的小伎俩。海德格尔把担任校长和由此引发的争论归咎于“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 同样，他也把他的行为和言论同他作为一个经验人的自我分离离开，并归因于无法承担责任的命运。他正是从这一视角来审察他自己的理论发展。他并不把所谓的转向（Kehre）理解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思想努力的结果，一个研究过程的结果，而是把它当作是存在自身克服形而上学的客观事件。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是把从基础本体论到虔诚的存在思想的转变当作是走出主体哲学死胡同的出路、当作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加以重建的；对于我的这种做法，海德格尔肯定会断然拒绝。因为，我试图阐明的是，这一抵抗中也包含着某种真理。事实上，海德格尔的转向是他和国家社会主义相处经验的结果，也是他和他偶然遇到的历史事件相处经验的结果。只有这样一种处于形而上学自我理解中的真理环节，才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理论发展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所暴露出来的是一种内在主义的视角，由此势必要留下许许多多的含混：比如，海德格尔为何会把存在的历史理解为真理事件，并使之不受任何简单的历史主义世界观或世界阐释的影响呢？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想要追问的是，法西斯主义是如何渗透到海德格尔理论发展过程当中的。 

　　海德格尔直到1933年都在坚持的立场，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形成了，后来他也曾多次作过阐明，但他丝毫也没有意识掉他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因此，在权力更替之后，他发挥了坚持终极性的此在在主体哲学上的意义，这就使得生存论分析的内含和原始意义发生了重大转变。1933年，海德格尔为基础本体论的基本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如果说，海德格尔此前始终都是把“此在”当作向死而生的个体的名称而加以使用的话，那么，现在，他为“永远属我”的此在找到了一个替代物，那就是由“永远属我们”的民族的集体此在。 所有存在主义的范畴都保持不变，发生改变的只是它们的意义——而且，不只是它们表达意义的视角。源于基督教（特别是克尔恺郭尔）的内含，由于当时新的异教主义的盛行而发生了改变。 海德格尔用语义学来掩饰自己，这样做是很可耻的，这一点我们在耳熟能详的一段材料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33年10月10日，作为大学校长，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学生报》上发表文章，呼吁人们选择希特勒。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元首呼吁德国人民作出选择。但元首对人民别无所求。他反而给予他们最大可能性，作出自由的抉择：他们（德国人民）是否渴望他们自己的此在……这次选举与此前所有的选举都不能相提并论。其独特之处在于其中作出的抉择是非常伟大的……这是最终的抉择，它远远超出了我们民族的此在边界……德国人民现在所进行的选举，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诞生事实，也是最强有力的见证。自我负责的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发现其抉择的伟大和真理……但国家有着一种总体此在的意志。元首已经唤醒了全体人民对这种意志的认识，并将它融合成一种独一无二的抉择”。 
　　 
　　如果说，先前的本体论是扎根于个体的生活历史当中的话， 那么，现在，海德格尔则把一个团结在元首周围而成为集体意志的民族的历史存在突显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此在真正能够获得总体存在的场所。第一次帝国议会选举笼罩在集中营的阴影之下，而集中营中充满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所以，这次选择具有了某种终极生存抉择的味道。海德格尔把实际上已经堕落为空洞的欢呼塑造成一种抉择，并用《存在与时间》的概念框架，赋予它筹划一个民族新的本真生活方式的特征。 
　　在前面提到的科学效忠元首的“宣言”当中，《存在与时间》再次为他的一次演说提供了底本，在这次演说当中，他认为应该受到鼓动的不是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