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
“礼”，《论语》中74见，其日常语义主要指“礼意”、“礼仪”、“礼制”、“礼法”、“礼用”。如果说在这些语义和语用间有什么共同性的话，那么它们都相关于对某种最终可以归结为“天”（“天然”或“天意”）的事物、关系或秩序的认可肯定。例如，孔子十分赞赏的周礼，按其起源，本身即与对天的崇拜、以及对祖宗一元神祭享的礼仪、礼器有关；而周公作礼，就是将宗庙的礼器固定化做氏族专政的宗礼。这样，周礼所维系的，实际上是以奴隶主贵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p135) 为基本内容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而这些在孔子看来，显然都具有“天然”或“天赐”的性质。正因为“礼”的理据或合法性归根到底源自于“天”，因此，对“礼”的顺从维护，实际上是对“天”的顺从维护。从这种意义上讲，“礼”，无论作为当时旧贵族或氏族专政的法权形式，还是作为原儒具有伦理学、政治学色彩的一个核心范畴，其本质都是“天”的观念在世俗社会、政治、法律乃至道德伦理领域里自然或逻辑的延伸。于是，当孔孟以“事君尽礼（《八佾》）”[1](p32) 为己任，或强调“礼”的时候，他们本质上是强调世俗社会、政治、法律乃至道德伦理领域里的既有等级和秩序。所以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许“陪臣执国命”。而礼的最终目的，是实施和维护统治：“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1](p166) 对于一般民众，则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之“有耻且格。（《为政》）”[1](p12-13) 。孟子也强调：“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朱熹注：礼义，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尽心·下》）”[3](p111) 于是，“礼”便在原儒阶段发展成为政治和制度文化中的最高范畴。


至于“仁”，《论语》中109见，其中绝大多数（105见）指一种道德标准或人格价值：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1](p150) ；“恭，宽，信，敏，惠”即仁。由于“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因此“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1](p190) 此外，在孔子看来，仁，也是一种“道”。孟子转述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3](p52) 而“仁”之道，是可以经由主体的努力尤其是不断地自我修养和完善而致达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1](p80) 所以，“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p175) ；“志士仁人，无求生矣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1](p171) 于是，像“礼”一样，“仁”也是原儒伦理和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范畴。
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者、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对礼仁的看法一方面与孔子大致相近；另一方面，又增添了“义”、“气”、“孝”、“弟”等新的内容：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宐也。（《梁惠王》）[3](p1)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滕文公》）” [4](p386)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尽心·上》）” [3](p106)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朱熹注：大人，谓公卿大夫。[3](p106)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 [3](p55)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 [3](p93)
无怪乎程子这样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3](p1-2)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孔孟所谓的“仁”或“仁义”，实际上是原儒“人”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圣人”或“神人”观念的现实化和伦理化：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朱熹注：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人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3](p112)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 [3](p89-90)
换言之，“仁”实际上是“圣人”人格的概括和范畴化；而“圣人”则是“仁”的观念的人格化。由于“天”与“人”构成了孔孟对世界看法的两极；因此，作为两者之自然延伸和对应的“礼”与“仁”，便有了内在的联系：
“礼”，作为世俗化的“天”（等级、秩序），同时又是偏于社会、政治层面的“仁”——“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朱熹注：礼义，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尽心·下》）” [3](p111) 因此，“仁”的诸种品格，须以“礼”统领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1](p84)
而“仁”，作为“神圣化”的“人”，同时也是偏于道德、伦理层面的“礼”——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3](p65) 所以，要到达“仁”的境界，也须从“克己复礼”做起——“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1](p130)
两者的互易、渗透、结合，便构成了原儒文化深层的宗教-神学底蕴和表层的政治-伦理色彩。前者可资解释儒学以后为何中国无国教而将儒学称儒教——因为儒学已经具有宗教神学的一些最核心或基本的功能；后者亦可说明先秦以来为何中国尚众人而无个人、尚人治而无人权的传统——因为儒家政治和伦理均着眼于“众人之治”和“众人之德”。


于是，从“天”与“人”，至“礼”与“仁”，一种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意义的、涉及到社会、政治、伦理、人格修养、思想文化乃至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这就是“自律”。
对于原儒来说，自律不仅仅是一种体现于圣人人格和礼仁观念中的客观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主观追求。
孔子将这种主观追求概括为“克己”、“修己”。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1](p130) 而这种经由自身努力可以致达的“仁”，其基本内容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1](p130) 。孔子的学生说他有“四绝”：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1](p94) 。孔子本人亦十分强调为人处世须具备“温、良、恭、俭、让”（《学而》）”[1](p7) ；“刚、毅、木、讷（《子路》）”[1](p150) ；“恭，宽，信，敏，惠（《阳货》）”[1](p190) ；以及“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1](p173) 等充满自律色彩的美德和人格。
孟子作为先天道德观念论者，一方面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念有所发挥，强调“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3](p84) ；并认为仁、义、礼、智作为“四端”、“四德”，是人的本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告子·上》）”[3](p86) 。但是，另一方面，孟子并未因为人性本善，具有仁、义、礼、智这先天性的“四端”而放弃自律的要求。因此，他说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