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的激进派及其中国弟子都认为，宗教源于神学迷信。神学迷信是愚昧落后的产物；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科学的进步，宗教将逐渐消亡。
科学派的思想大师们认为，现代科学成果和科技工具理性主义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他们虽曾出于自由的信念而不得不在口头上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上对宗教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蔡元培认为，宗教是在人类早期“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的产物；宗教所提出欲解决的问题，“现皆经学者以科学在研究解决之矣”（《蔡培元哲学论》174页）所以，宗教这种“强制的”，“保守的”、“有界的”信仰被彻底唾弃。（同上399页）陈独秀早期的宗教观， 比科学派还激进：“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规。一切宗教，无裨治化，等诸偶像，吾人可大胆宣言者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宪法与孔教》144 页）他把宗教归结为对鬼神的迷信，（同上《〈新青年〉罪案答辩书》317 页）主张以科学代宗教：“余之信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规，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例……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同上，《再论孔教问题》166页。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但很快，不过一年， 他就认识到宗教的社会意义，承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公开承认并改正了自己对宗教的错误认识：“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它。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本能倘不相并法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这种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的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同上，《新文化运动是什么？》513─514页。一九二０年四月一日）
既然“新宗教’为新文化所必需，而当时创造一种新宗教又“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只有“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了。那么，陈独秀所“提倡”的这种足以“代替那较好的宗教”的，能够“除去”其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的“较好的宗教”，到哪里去找呢？陈独秀先生自己在找，并且，还真被他找到了。他接着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差等，施由亲始，未免太滑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般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这种“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的“现代道德底理想”，不正是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孟子·梁惠王上》）“广济博施”，（《论语·雍也》）实现“尧舜其犹病诸”的“安百姓”（《宪问》）的“全社会”，直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孟子·万章上》）的孔孟之道吗？原来陈独秀先生汲汲以求的“新宗教”，正是陈焕章先生全力倡导、弘扬和推行的“特别宗教”的孔教。“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示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也，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38 页）陈独秀区分开了先秦儒学和“历代民贼利用之孔教”，也就回到了传统文化的大道上来，他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入光辉，既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同上，答常乃德》177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剥削阶级麻醉、控制群众的精神武器，是社会的精神鸦片。但承认宗教产生有其社会根源和必然性，随着社会进步，其由以产生的愚昧落后的社会根源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但掌权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宗教采取了批判、限制、利用以致消灭的政策。理由是，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还有思想根源，即剥削阶级麻醉、控制人民的需要，所以革命政权也要发挥其能动性，促其尽快消亡。这种政策恶果严重，也不是认为是“左”了，但其根本精神还认为并不错。
近代以来，中外的激进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信奉的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它和它的信奉者可以以真理的，或者革命的，或者以悲天悯人的救世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取代（其实是消灭）所有其他的文化、学说和宗教。试问：古今中外，哪种文化、学说、宗教不认为自己是“放之四海皆为准”的？这正是战争和冷战的根源之一，也是倡言“文明的冲突”论者的立论基础。人类好容易从异化的谷底爬上来，怎么会再退回去，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呢？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学说和宗教主张这样做。只有少数文化本位主义者，民族利己主义者，或宗教蒙昧主义者现在还想继续这样做。但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历史已走上正道。
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把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根本不懂宗教。佛教就是无神论的，释迦牟尼佛不讲迷信，主张人自助。南公怀谨先生说：“宗教哲学，我最佩服释迦牟尼佛，他是不讲迷信的。拜佛，佛就保佑你，那不是佛。佛真正的教义跟孔子一样，一切在于你。能够作主宰的是你自己，是你自身的业力，没任何教主可以做你的主宰。”（《易经系传别讲》333页）
诚然，神学迷信是原始社会人类还处于愚昧落后状态时的产物，但文化和科学也寓于神话和迷信之中。宗教早期的神学迷信的内容，也不过是人性通过神学迷信的形式来实现。早期宗教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不是神学迷信，而是人道主义精神，所以，要想正确认识宗教，首先要把宗教和神学迷信区别开。二者没有必然联系。随着文化科学的进步，固然有不少基于愚昧落后的迷信被证伪而消亡；但也有不少原以为迷信的内容证实而得到承认；还有许多所谓“神学迷信”的东西，现在的科学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对比，正确的态度应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等待科学的发展。此前应该承认信仰自由、信仰完全是私人的事。你可以不信，但你必须尊重别人的信仰权利和自由，不要妄谈人家是神学迷信，这是人文精神。近代以来，以反对封建启蒙自诩，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全盘西化派，对待宗教的态度却最少人文精神。他们把信仰问题政治化，根据需要而少大由之；把宗教和神学迷信混为一谈而完全否定宗教。
中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