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其次，和文化、宗教的可信性和可行性关系极大。科学使科学家认识宇宙的奥秘，哲学使哲学家认识自然、社会人生的规律，但广大民众并不理解和认同科学家、哲学家有关天道和人道的高深玄奥的道理。特别是生活方面、感情方面、心灵方面的许多问题，远非科学、理性所能解决。大道至简至易。群众也不愿听道德学家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的说教，而宁愿相信宗教。一个人一旦信仰了一种宗教，既使对教义，宗教哲学并不了解；也不管他德、才、能高低；也不论过去的善恶、功过、是非，都能一步到位地得到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因为他确信有一种超越自然和社会的绝对的权威，控制那些给他以打击、给他造成灾难的力量，在保护他，所以他感到安全。由于他确定了对来世的信念，而对现实的苦难和生老病死产生一种超然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永恒感。一旦信仰了某种宗教，就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从过去的与人为恶变成与人为善；从事事计较，针锋相对变成宽容、忍让。他相信，他今天忍受的一切苦难，作出的一切牺牲都能得到回报；相反，权钱物欲，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生死轮回，善恶必报。过去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地混日子；现在变得有信仰，有了人生追求；他的人格变得高大丰满，人也变得从容和聪明，待人处世显得有板有眼。尽管他的文化程度还是那么低，甚至不识一字，但他的文化素养一下子就提高到他所信奉的宗教的层次。耶稣说：“我赐给你安宁。这种安宁，世界不能给予你，也无法将它从你身上剥夺。”除了宗教，不论是科学、文艺作品，还是哲学，都不能给人以这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基督说：“上帝就在你心中。”路德说：“上帝不过是人们心中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之所在。心中有了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上帝就是真实的；相反，上帝则成了虚幻。”可见，上帝虽然能给人们心灵一种依靠和慰藉，使人有安全感和永恒感，但对上帝的信仰和教规的种种道德法则只是宗教的外在形式；宗教的真正生命和灵魂是基于人性本善的爱，一种伟大的人类之爱。伟大宗教的创始者皆性格特殊，感情强烈，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人类之爱。这种爱是宗教的灵魂。这种爱使宗教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伟大的强烈的人类之爱，赋予先知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崇高的人格力量，使之能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体现人性的本真，以顿悟的方式把握人的本质、社会和宇宙的实际及其规律──人道和天道。从而能把握是非善恶的本质，将正义的法则与道德规范相统一。而他们自己，又无一例外地都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这就使他们所讲的教义具有无可辩驳的可信性。大多数宗教创始人没受过高深的教育，他们讲民众喜闻乐见的、朴素明了的语言，从而赢得大众的爱戴。他们讲的教义就能唤醒，激发和鼓舞大众的激情和感染力，能使人、甚至“下愚之人”，也愿意自觉地服从道德规范而不为名利所动。而除了儒学和宗教，无论哲学家、伦理学家、科学家，还是革命家、文学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伟大宗教的创始者都说，他们所体现的这种伟大的强烈的人类之爱来自上帝，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他自己不过是上帝的使者。通过对上帝、先知、圣徒献身的事绩的赞颂感染君众，引起共鸣，唤醒、激发人的善良的本性，产生无私的爱心和对上帝、先知、圣徒的无限的、狂热的爱戴和崇拜，并把这种信仰世代传承下去。所以，归根结底，促使人们从善去恶，自觉尊守道德规范，却做个好人的根源还是善良的本性，人的爱心，伟大的人类之爱。

宗教的神学和出世思想不仅具有安身立命的功用，还有纯洁心灵，升华精神，提高道德修养的妙用。宗教是通过现世的修德迁善，准备走向来世的条件。迷信和来世是抽象的、空幻的；而现世的修德迁善却是具体和实实在在的。从表面上看，目的是来世，手段是修德。但换个角度，或者反过来看，就可倒果为因：对来世的追求正是促成现实修德的原因。这对个人，对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

“宗教信徒每当对神明，致其崇仰、礼拜、忏悔的那一时刻，心情纯洁诚敬，便从尘俗狭劣中超脱出来。这实在是一极好方法来提高人们的德性品质，也就是提醒其知是知非的理性自觉，稍免于昏昧。一般人的德性品质资藉信仰宗教而得培养，是所以说道德宗教二者实相联通也。”（同上，704页）

“质言之，教堂一切设施环境和每周礼拜生活直接对整个身心起着影响作用，总会使你（苟非先存蔑视心理）一时超脱尘劳杂念，精神上得一种清洗，或解放，或提高。这得之什么力量？这得之于艺术魔力，非止于种种艺术化的感受，而且因为自己在参加着艺术化的一段现实生活。这种生活便是让人生活在礼乐中。礼乐是各大宗教群集生活所少不得的。宗教全藉此艺术人生活动而起着其伟大影响作用，超过语言文字。”（同上741页）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这种超现世的追求有二：一是怀念过去，探求宇宙，人生何所从来；二是企想未来，想搞清宇宙，人生到哪里去。前者已交给科学家去问答，人们特别关注的是死后的归宿。人类对超现世的追求的两条途径，这就是宗教和哲学。费尔巴哈说：“若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就没有宗教了”（《宗教本质讲演录》）梁漱溟先生说：“人生所不同于动物者，独在其怀念过去企想未来，总在抱着前途希望中过活。时而因希望的满足而快慰，时而因希望的接近而鼓舞，更多的是因希望之不断而忍耐勉励，失望与绝望于他是太难堪。然而所需求者不得满足乃是常事，得满足者却很少。这样狭小迫促，一览而望尽的世界谁能受得？于是人们自然就要超越现前的知识界限，打破理智冷酷，辟出一超绝神秘的世界，使其希望要求范围更拓广，内容更丰富，意味更深长，尤其是结果更渺茫不定，一般的宗教迷信就从这里产生，人们生活更靠希望来维持，而它（宗教）便是能维持希望的。──此情况既见之甚早，亦将延续及于久远之后世，”（《梁漱溟全集》卷三，697页）“宗教道德二者，对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 然而宗教之生效，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坠。对社会、亦是这样。二者都能为人群形成好的风纪秩序，而其收效之难易，却简直不可以相比。”（同上，108 页）从理论上说：“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远不如哲学之科学和进步，实际效果正好相反：教徒的道德水平较高，犯罪率较低。教徒的“行为准于教规。受教会之监督，不得自便。汉民虽号称尊奉孔圣，却没有宗教规条及其教会组织，就在听任自便之中而许多人堕落了。”（同上，107─109页）纯靠理性和自觉而没有对丧失理智和不自觉者的有效制约机制，这是儒家的致命伤。

一种文明，学说或宗教，都是人的善良的本质的体现，都是要促进善性的实现。“宗教也是这作用，有个上帝，有个菩萨管着你，你就会乖一点。如果没有所畏，永远不会做好人，不会做好事。所以如果要一般普通人做好事，一定要有个促使他向善的力量在后边才可以。”

“你研究一般人的心理，纯用教化，用仁义之道让他学好是办不到的……一般人因为怕法律，怕社会不齿，因为有个“怕”在那里，所以才讲仁义。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要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在背后，才可以使他上进向善。

“所以，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勉，努力）。不威不惩。’

“以上这四句话，古今中外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如此。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君子，不在其列，其实我们也包括在内。……所以这四句话在后世的老庄，《易经》中，大家都认为是帝王之学，统治的道理。”（南怀谨：《易经系传别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