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认为，科技工具理性只能解决人的物质需求问题，不能解决思想文化问题，更不能解决人们的感情和心灵问题，而后者才是社会人生的主要问题。他们认为，宗教在“超科学”的价值体系中，并非无足轻重。梁启超认为，人生问题之最重要部分具有超科学的性质。豪杰之士所以能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原因在于其能“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饮冰室全集》第二册，46页）当人们碰到某些问题不能解决，特别是身心无法摆脱，又无能为力，也无从解释的苦难时，往往寻求精神、情感上的解脱，此时理智未必解决问题。而宗教往往是最便捷的解决办法。这种摆脱痛苦的办法是否最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得到解脱，哪怕是暂时的也好。问题是不要被击垮，继续、甚至更好地生活下去。和无宗教信仰者相比，有情感寄托处毕竟是件好事。它能使人经受沉重的打击而不至精神崩溃，并能很快地振作起来。我常想，屈原如信仰宗教不致自杀；柳宗元如不信佛，古代中国就要少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了。如能宽容和真诚地对待生活，就不会把宗教看作可有可无、甚至邪恶的东西。科学派，和有些所谓的“君子儒”，以理性主义者自居，自以为高洁清雅，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陶醉于所谓高于宗教，其实未必正确的学说，并将这种观点视为绝对真理，形成一种教条，作茧自缚，反而陷入对自己信仰的教条的迷信，其实，这些书生徒尚空谈，既不真懂宗教，更不关心民众疾苦和现实人生。但这些人在社会，在学界，影响却很大。真要公开辩论，他们又摆出一副真理捍卫者，对不同观点不屑一顾的神态，其实他们根本不敢公开平等的辩论。

就说迷信，古代人迷信，现代人也迷信。培根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而中国的现代激进派却反其道而行之：始于信仰，发展了现代迷信，终于信仰崩溃。迷信的基础都是愚昧和恐怖──精神的或物质的。古代迷信的鬼神奖善惩恶；现代迷信的人一旦被神化，其心血来潮，狂暴怪戾也必须绝对服从。被虐杀还要三呼万岁，并寄望于神给他平反昭雪。古人迷信来世，虽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仍有劝人向善的功效；现代迷信神化遥不可知的未来，也不许质疑讨论，以换神当作新生，却不思修庙和论道，则迷信无穷期。所以，现代迷信的危害比古代迷信更深远。现代的君主极权，政教合一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也比古代的大得多。封建季世，特别是明清以来，君主极权和专制主义造成的文化大滑坡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历史惩罚了我们。一百多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近代史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说：“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施回到一个早己死灭的时代。”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是正确呢？鉴别的标准只能是人性和社会实际。哪一种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那一种就正确。

先从宗教的起源谈起。

确如蔡元培先生说，宗教是人类在“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的产物。出于人的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能需要，人们应该认识宇宙、社会和人本身的秘密。但初民对此茫无所知，就如同处在黑屋中的孩子，感到危险和恐惧，对任何事情都难以把握，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而不知到怎么办。于是人们就把自己的愿望寄托于自己幻想出来的一种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称之为神、为天、为帝，主宰自然和社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为人类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人们对这种力量和它的体现者信仰，敬畏和崇拜。从自然崇拜到灵魂崇拜，到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到神灵崇拜；从多神到统驳众神的至上神到一神；从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如犹太教、神道教、印度教），到世界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就是宗教发展的大致历程。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知识和能力不断提高，认识的和自己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地成为宇宙、社会和自己的主人，迷信神怪的思想越来越少，直到不迷信。但宗教并未逐渐消亡，反而在不断发展。这就说明，宗教之所以产生，还有知识和能力以外的原因。

宗教产生于人类文化早期，但这决不意味着早期的人类只有物质需求，没有感情和心灵的需求。如果人只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那就和禽兽没有区别了。“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孟子　滕文公上》）当然，为了个人和群体的生存和延续，首先要有物质生活资料；但在物质条件初步得到满足和不断改善的基础上，人们的精神文化的需求相应的也在不断提高，而且越来越高。人们还想生活的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越大越好，直到充分实现人的价值，成就“尧舜其犹病诸”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　宪问》）的事功，直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绝非现代科技成果和科技理性所能解决的；相反，不少认识到人生意义的志士仁人，从先知先觉到有责匹夫，为了他人、社会、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物质利益乃至生命而成仁取义，这更非科学工具理性所能解答的。这就是说，在物质文明之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物质文明上，人们还有一种精神文明，还有一种心灵的需求。这才是人和禽兽的区别之所在。马斯洛说：“精神的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需要，而物质的享受只是人的需要的最初阶段。”而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仅试图满足人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而且试图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一句话，宗教产生于人性发展的需要。宗教是人的本性的体现。宗教也是人学。

当代人类生产和科技水平能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有余，倒是人类的精神文化、道德水平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使得物质财富被滥用，被破坏。所以，随着科学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对能解决精神问题的宗教的需求，不是逐渐减少，反而不断增强了。这不是科学技术和科技工具理性主义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哲学所能包揽的。即使像儒学这种从宗教中脱颖而出，超越了宗教，高于宗教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能比宗教提供更好的终极关怀，能扮演准宗教的社会功能，它也不能完全取代宗教，不能把信奉宗教的人全争取过来。何况像儒学这种高品位的学说，都能兼容并蓄，它不需要，也不会去取代他种文化、学说和宗教，而只能和它们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

为了进一步揭示宗教性质的本然，应该听一听当时不受意识形态和情绪影响，既非左倾激进的西方论者，又不是宗教徒的宗教史家的意见。他们超然于社会政治和党派斗争，肩负着神圣的文化。学术使命感，具有深厚的学养功力，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又谨守传统的史德和学风。其中成就最大的当首推用彤先生。他既反对信仰主义，更反对对宗教取敌对、盲目排斥的极端态度，而是以客观的态度，精深具体之研究，以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人道为准绳，从而揭示了宗教的人道主义本质。汤公对宗教的哲学反思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的首段：“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上书634页）

指出应以“同情之默应”的心态去作“心性之体会”，才有可能“悟入实相”（深入本质），认识其“深存人心”之本源，故能于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深层次的需求上“发挥神妙之作用。”这才是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人类的需求是相当丰富和复杂的，几乎没有止境。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七八”。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