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乌托邦”内涵及其概念演变的考证(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会主义思想/ 实践是不公正的，乃至马尔库塞说，“社会主义要从科学回到乌托邦”。
（二）“乌托邦”与“社会主义”
总的来说，以上各种关于“乌托邦”的提法，都把“乌托邦”与某种社会变革方案或某种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一提及“乌托邦”，人们往往容易把它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般认为，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可是这三个人自己并不自称是“乌托邦主义者”或“ 空想家”. 恩格斯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带有一定贬义的，是个用来定位圣西门等人的学说与实践的标签。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标签究竟妥当不妥当。
（1 ）首先，我们得考虑，为什么能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可以肯定的是，“乌托邦”首先是一个由托马斯·莫尔虚构出来的岛国的名称，然后它才发展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概念。为讨论此问题，我们不妨追溯到莫尔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文学形式（海外旅行见闻）和古希腊后期的游记体裁的小说很相近，但更重要的是，莫尔身处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同时代的《宇宙志引论》（1507年）和《新世界》（1511年）等书都对他产生过影响。此外，柏拉图的《理想国》、耶稣的福音和训诫、原始基督教团财产共有的组织形式，这些都是莫尔写作《乌托邦》时可供参考的原型。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岛人的生活，其最大的特点是财产公有，这使他成为近代世俗社会主义的鼻祖。
莫尔不仅是世俗社会主义的鼻祖，而且还预见到社会主义可能存在的问题。莫尔借小说人物之口对公有制提出的疑问是：“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如果大家都不从事生产劳动，他就爱逸恶劳，只指望别人辛苦操作。”[3] （ P45 ）
但是这种疑问在“乌托邦岛”是不成问题的，在“乌托邦岛”人人都劳动，主要是务农，其次是从事手工艺劳动，每天工作六小时，其余时间用于休息、娱乐或做学术探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由于没有不劳而获的社会蛀虫，每天六小时的劳动产生出足够的产品，人们按需分配，黄金贱如粪土。不过，莫尔提出的这个疑问并没有真正得到解答，实际上，这个疑问困扰着以后所有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们，这一疑问是：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热情从何而来？在未来理想社会中，维持高水准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何在？
关于莫尔提出的疑问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且让我们回到正题上。
我们看到，由于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本身就是世俗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作，这就容易使得人们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最后造出“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词。
（2 ）其次，我们得考虑，“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标签究竟妥当不妥当，例如，当应用到圣西门等社会改革家身上时，会出现什么问题。
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1760-1852 年）、欧文（Robert Owen，1771 -1858年）、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 ）从来不用“乌托邦”称呼自己的著作。他们的著作主要是阐述他们的“科学发现”，详细描述他们的社会改造方案，如傅立叶，他自认为是“发明家”，是“新世界的发明人”，他把“法郎吉”（大型的生产消费合作社）的理想人数规定为一千六百二十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据他自己说，这是按照人类性格的两倍计算出来的，傅立叶喜欢在书中引用数字，以显得“科学”，但为什么性格的数目正好是八百一十，而不是八百二十，这仍然是他个人的秘密。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想法主要是建立生产消费协作社，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是空想，只要拥有足够的基金，弱势群体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呢？早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在法国的书刊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组织“协作社”的方案，据说“生活在公社中的一切人都比单独经营的人富裕得多”，欧文在爱尔兰的纽拉纳克工厂当经理期间，为工人的福利做了许多工作，工厂的股东获得的利润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增多了，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工厂不开工，工人照样可以领工资，欧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实现合理的劳动制度的好处，并向国会建议建立劳动公社以解决失业问题。现在有人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依然是可行和必需的。如社科院博导、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唐宗焜先生说，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有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但它们背离了合作社的原则，因此他认为“合作经济目前在我国还是冷点”，有待于大力发展。[4] 如果合作制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可行的，我们怎么能说欧文他们的方案完全就是“空想”呢？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的标签是不太妥当的。
“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的）”是起修饰作用的形容词，在英文中这个形容词是：“utopian ”，更容易让人看出它与“utopia”的不同。变成形容词的“乌托邦”显然更象一个概念，而不象一个名称。“乌托邦的”这个概念在恩格斯那里的意思是：空想的。但由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终究是个名称，是个标签，所以“乌托邦的”在恩格斯那里并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后来，“乌托邦的”在一些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演变成了一个与“科学的”、“实际的”等相互依赖的概念，他们急于用这个概念来打击对手，结果把“乌托邦”和“乌托邦的”可能包含的那些有价值的概念内容给遗忘了。至少，在“乌托邦/ 科学”这对二元概念中，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先天地就被不平等地对待了。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没有哪一种是唯一的真理。
（三）“乌托邦”与“虚构”
自莫尔以来，人们不仅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把“乌托邦”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西方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套理解方式，即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乌托邦”，把关于理想社会或未来生活的小说称之为“乌托邦的……”. 确实，西方存在着一种文学体裁，叫“乌托邦小说（或故事）”，这类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模仿莫尔的《乌托邦》，幻想和描绘海外、未来或过去的某个理想社会，从莫尔那个时代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大量各种类型的乌托邦小说，从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乌托邦小说，一直到只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科幻小说。
英国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 年）的《乌有乡消息》就是一部典型的乌托邦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在梦中发现自己进入了未来的英国，在那里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与社会理论相区别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虚构，也就是说作者自己知道自己在虚构，通过虚构，作者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情操以及对现世的不满和批判。《桃花源记》里的渔人偶然在山谷里发现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乐土，第二次去却再也找不着了，这篇散文余音袅袅地结束在怅惘的情绪中；《乌托邦》里的航海家则偶然闯入了海外的乌托邦岛，小说由“我”与航海家的对话构成，最后由“我”点出了整个叙述的虚构性质：“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然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 年）在《希望的原理》的导言中曾对乌托邦小说的这种虚构性质（或者说游戏性质）进行过批评：“‘乌托邦’概念一方面被不恰当地限定在过于狭隘的意义上，即用来特指关于理想国度的小说（novel ），另一方面（这也是首要的一方面），由于这些小说的明显的抽象性，‘乌托邦’概念保留了这一抽象的游戏形式，以致于独独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被排除在外、被移走了。”[5] 布洛赫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抽象的游戏形式”的批评显然有些过火，因为我们的幻
（二）“乌托邦”与“社会主义”
总的来说，以上各种关于“乌托邦”的提法，都把“乌托邦”与某种社会变革方案或某种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一提及“乌托邦”，人们往往容易把它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般认为，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可是这三个人自己并不自称是“乌托邦主义者”或“ 空想家”. 恩格斯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带有一定贬义的，是个用来定位圣西门等人的学说与实践的标签。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标签究竟妥当不妥当。
（1 ）首先，我们得考虑，为什么能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可以肯定的是，“乌托邦”首先是一个由托马斯·莫尔虚构出来的岛国的名称，然后它才发展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概念。为讨论此问题，我们不妨追溯到莫尔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文学形式（海外旅行见闻）和古希腊后期的游记体裁的小说很相近，但更重要的是，莫尔身处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同时代的《宇宙志引论》（1507年）和《新世界》（1511年）等书都对他产生过影响。此外，柏拉图的《理想国》、耶稣的福音和训诫、原始基督教团财产共有的组织形式，这些都是莫尔写作《乌托邦》时可供参考的原型。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岛人的生活，其最大的特点是财产公有，这使他成为近代世俗社会主义的鼻祖。
莫尔不仅是世俗社会主义的鼻祖，而且还预见到社会主义可能存在的问题。莫尔借小说人物之口对公有制提出的疑问是：“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如果大家都不从事生产劳动，他就爱逸恶劳，只指望别人辛苦操作。”[3] （ P45 ）
但是这种疑问在“乌托邦岛”是不成问题的，在“乌托邦岛”人人都劳动，主要是务农，其次是从事手工艺劳动，每天工作六小时，其余时间用于休息、娱乐或做学术探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由于没有不劳而获的社会蛀虫，每天六小时的劳动产生出足够的产品，人们按需分配，黄金贱如粪土。不过，莫尔提出的这个疑问并没有真正得到解答，实际上，这个疑问困扰着以后所有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们，这一疑问是：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热情从何而来？在未来理想社会中，维持高水准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何在？
关于莫尔提出的疑问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且让我们回到正题上。
我们看到，由于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本身就是世俗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作，这就容易使得人们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最后造出“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词。
（2 ）其次，我们得考虑，“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标签究竟妥当不妥当，例如，当应用到圣西门等社会改革家身上时，会出现什么问题。
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1760-1852 年）、欧文（Robert Owen，1771 -1858年）、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 ）从来不用“乌托邦”称呼自己的著作。他们的著作主要是阐述他们的“科学发现”，详细描述他们的社会改造方案，如傅立叶，他自认为是“发明家”，是“新世界的发明人”，他把“法郎吉”（大型的生产消费合作社）的理想人数规定为一千六百二十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据他自己说，这是按照人类性格的两倍计算出来的，傅立叶喜欢在书中引用数字，以显得“科学”，但为什么性格的数目正好是八百一十，而不是八百二十，这仍然是他个人的秘密。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想法主要是建立生产消费协作社，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是空想，只要拥有足够的基金，弱势群体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呢？早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在法国的书刊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组织“协作社”的方案，据说“生活在公社中的一切人都比单独经营的人富裕得多”，欧文在爱尔兰的纽拉纳克工厂当经理期间，为工人的福利做了许多工作，工厂的股东获得的利润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增多了，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工厂不开工，工人照样可以领工资，欧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实现合理的劳动制度的好处，并向国会建议建立劳动公社以解决失业问题。现在有人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依然是可行和必需的。如社科院博导、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唐宗焜先生说，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有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但它们背离了合作社的原则，因此他认为“合作经济目前在我国还是冷点”，有待于大力发展。[4] 如果合作制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可行的，我们怎么能说欧文他们的方案完全就是“空想”呢？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的标签是不太妥当的。
“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的）”是起修饰作用的形容词，在英文中这个形容词是：“utopian ”，更容易让人看出它与“utopia”的不同。变成形容词的“乌托邦”显然更象一个概念，而不象一个名称。“乌托邦的”这个概念在恩格斯那里的意思是：空想的。但由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终究是个名称，是个标签，所以“乌托邦的”在恩格斯那里并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后来，“乌托邦的”在一些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演变成了一个与“科学的”、“实际的”等相互依赖的概念，他们急于用这个概念来打击对手，结果把“乌托邦”和“乌托邦的”可能包含的那些有价值的概念内容给遗忘了。至少，在“乌托邦/ 科学”这对二元概念中，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先天地就被不平等地对待了。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没有哪一种是唯一的真理。
（三）“乌托邦”与“虚构”
自莫尔以来，人们不仅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把“乌托邦”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西方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套理解方式，即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乌托邦”，把关于理想社会或未来生活的小说称之为“乌托邦的……”. 确实，西方存在着一种文学体裁，叫“乌托邦小说（或故事）”，这类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模仿莫尔的《乌托邦》，幻想和描绘海外、未来或过去的某个理想社会，从莫尔那个时代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大量各种类型的乌托邦小说，从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乌托邦小说，一直到只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科幻小说。
英国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 年）的《乌有乡消息》就是一部典型的乌托邦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在梦中发现自己进入了未来的英国，在那里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与社会理论相区别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虚构，也就是说作者自己知道自己在虚构，通过虚构，作者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情操以及对现世的不满和批判。《桃花源记》里的渔人偶然在山谷里发现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乐土，第二次去却再也找不着了，这篇散文余音袅袅地结束在怅惘的情绪中；《乌托邦》里的航海家则偶然闯入了海外的乌托邦岛，小说由“我”与航海家的对话构成，最后由“我”点出了整个叙述的虚构性质：“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然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 年）在《希望的原理》的导言中曾对乌托邦小说的这种虚构性质（或者说游戏性质）进行过批评：“‘乌托邦’概念一方面被不恰当地限定在过于狭隘的意义上，即用来特指关于理想国度的小说（novel ），另一方面（这也是首要的一方面），由于这些小说的明显的抽象性，‘乌托邦’概念保留了这一抽象的游戏形式，以致于独独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被排除在外、被移走了。”[5] 布洛赫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抽象的游戏形式”的批评显然有些过火，因为我们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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