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觉醒”与“美学的觉醒”(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了其中一条，留下另一条待改日再走，可是我知道每一条路都绵延无尽头，一旦选定，就不能返回，从此决定了一生的道路，而自我之为自我，也正是选择中才得以完成的。
三
对于人作为活动者（自我之为自我）的性质的假设的转换，所导致的，并非传统的那种幼稚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
显然，这与自我之为自我的对（自由的）超越性的呈现、对自由之为自由的呈现密切相关。从对于必然性的服膺到对于超越性的呈现，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发现把自身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人类同时也把自己推出了赖以安身乐命的伊甸乐园。没有了上帝、神祗、万有引力的统治，没有了绝对精神、绝对理念的支撑，没有了自己祖先世世代代都赖以存身的种种庇护，人不但不再是上帝的影子，而且也不再是亚当的后代，结果，就不得不孤独地自己走自己的路。俄狄浦斯在杀父娶母之后，还可以感叹说：“哎呀！一切都应验了！”然而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应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伏尔泰的老实人、歌德的浮士德、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一切的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剩下的就是在自由之路上走着的寂寞的旅人。从表面上看，没有了上帝作为总裁判（在上帝的宝座上现在坐着的是相对），于是真理的裁决就不得不由每一个人自己负责，空空如也的人们也必须自己为自己去选择一种本质、一种阐释，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机会，然而，实际上却无疑意味着一种更大的痛苦：因为失去了标准，因此所有的选择实际上就都是无可选择。因为怎么都不行，所以才“怎么都行”。这正是自由之为自由的必不可少的代价，自由之为自由的呈现就必然蕴含着这一无可选择的痛苦。换言之，正是自由使得自我的生存成为永远无条件的，使得生命的历程因此而充满了种种历险（自由就是一种冒险），使得一切都是令人惶惶不安的、都是无法用传统的理论去阐释的。结果，真正地面对自由、真正的对自由负责，就必然带来一种无法摆脱的生命的困惑：没有不选择的自由，而只有选择的自由，自由之为自由反而成为一种重负，成为自我生命之中的不可承受之轻。
更为重要的是，从对于必然性的服膺到对于超越性的呈现，还揭开了自由之为自由的另外一面，这就是自由所带来的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这正如阿部正雄所说：“作为人就意味着是一个自我；作为自我就意味着与其自身及其世界分离；而与其自身及其世界分离，则意味着处于不断的焦虑之中。这就是人类的困境。这一从根本上割裂主体与客体的自我，永远摇荡在万丈深渊里，找不到立足之处。” 在传统思想，人们往往把亚当、夏娃的堕落阐释为人之外的撒旦，也往往把美与丑分裂开来。世界本来就是荒诞的，我们偏偏觉得有意义可寻，人生本来是痛苦的，人们却以为有幸福可寻，前途本来是不可知的，人们却觉得前途光明。然而在对于人作为活动者（自我之为自我）的性质的假设转换之后，人们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外在的原因可寻，人自身就是人的堕落的全部原因，就是自身苦难的制造者，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美丑也从来都是并存的。生命的真谛由此而展示无遗。生命本来就是痛苦，未来本来就不可知，世界也不但有希望，而且更有失望，它的告终所引来的也只是唏嘘之声。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焦虑、恐惧，都是正常的，而不是什么异化。画家培根说，他一直很想画出人的微笑，但是在画面上出现的，却往往就是微笑变成了尖叫（普里戈金曾经转引雅克·莫诺的话说：“人类一定会从千年的梦幻中苏醒过来；这样，人类就会发现他自身是完全孤独的，与外界根本隔绝的。” 而他自己则进而指出：“当我们从平衡态走到远离平衡态时，我们便离开了重复和普适而达到了特殊和唯一。” “正是这个进步才使我们成为宇宙的吉普赛人”。
显然，这意味着：在当代社会，自我是一种更难把握的东西，完全不确定的东西，然而又是一种人类根本无可逃遁的东西。人类生命历程中为自身所造成的自我泯灭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人不能自知这种可怕的自我泯灭，偏偏在前者所导致的不自由中感受到了自由，以致最终“自由地”认可了自我泯灭，自我之为自我，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挑战，他从形形色色的必然性中超逸出来，以全新的形象莅临世界，并且庄严地宣喻世人：“人活着可以接受荒诞，但是，人不能生活在荒诞之中”(马尔罗)，因此，与国内颇为时髦的认为真正的主体性的发展就意味着主体的完善、欢乐、神圣和确定的所谓主体性理论不同(那实际是国内某些人所宣扬的某种扼杀了主体性和丧失了主体性的主体性理论），自我恰恰是对于主体的失落、痛苦、孤独、虚无、失望、空漠之类自我泯灭的发现。假如说，所谓主体性是对现实世界的阿谀奉迎，自我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无情拒斥，假如说，所谓主体浸透着虚假的乐观主义，自我则充盈了彻底的悲观主义，普罗米修斯说过：“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神灵”，你看，这才是真正的自我。不过，这里的自我又并非超越芸芸众生或成为人类的代言人的代名辞，而是自我超越或成为发现自己的自我泯灭的代言人，所谓自我正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生命意义的被遗弃而忧心憔悴，形单影只，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实在是一种冒险，一种重建意义世界的冒险，一种对现实世界固执地加以拒斥的冒险，一种孤独地为世人主动承领苦难的冒险、一种为推进世界从自我泯灭的午夜回归自我复苏的黎明的冒险、荷兰德林有一句著名的诗：“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你走遍大地，”我想这应该是对自我的最富启迪的阐释。
因此，自我之为自我，就完全是一种积极的东西，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我们知道，对于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的恐惧，应该说，是与人类俱来的，然而，在传统思想，却通过种种消极的乐观主义去加以掩饰。对自我，也往往评价为和谐统一，即使是席勒，也还是把整体的自我被撕成碎片的责任归结给外在社会。这，对于人类来说，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心理补偿、心理平衡，然而却毕竟是出之于一种人性本身的脆弱。随着人类自身生命的不断多元化，自身潜力的不断地展开，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完全是虚妄的。那个一直被评价为和谐统一的自我，在弗洛伊德的眼中，也转而变成刚出娘胎就已经四分五裂，荣格甚至论证说，这种四分五裂甚至还是人类遗传的结果。尼采的“酒神沉醉”、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克尔凯郭尔的“厌烦”、海德格尔“恐惧”、萨特的焦虑、“加缪的“荒谬”，也都是对此的深刻反省。因此，和谐统一的自我就完全是一种虚伪、一种安慰、一种谎言，四分五裂才是自我的真实状态，这样，生活在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之中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加以逃避，而且，尽管自我毫无庇护、充满了无名的恐惧，但是却绝不允许回过头来寻找任何的救世主，而要勇敢地置身危机之中，在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之中体验自身的本质。不言而喻，在传统的信仰崩溃之后出现的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恰恰就意味着生命自身的觉醒、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类已经被带出了长期以来所信奉着的那种“终将获救”的心理背景。
俄罗斯小说家叶甫盖尼·扎米亚金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欧几里德的世界非常容易，爱因斯坦的世界非常艰难。然而，现在却不可能回到欧几里德的世界中去了。没有任何革命、任何异端邪说会使人感到舒适。因为它是一个飞跃，是对平滑的进化曲线的突破，突破又是伤口、疼痛。但这是一个必要的伤口：大多数人都在忍受着遗传下来的嗜睡症。不应该允许那些患有此病的人睡眠，否则
三
对于人作为活动者（自我之为自我）的性质的假设的转换，所导致的，并非传统的那种幼稚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
显然，这与自我之为自我的对（自由的）超越性的呈现、对自由之为自由的呈现密切相关。从对于必然性的服膺到对于超越性的呈现，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发现把自身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人类同时也把自己推出了赖以安身乐命的伊甸乐园。没有了上帝、神祗、万有引力的统治，没有了绝对精神、绝对理念的支撑，没有了自己祖先世世代代都赖以存身的种种庇护，人不但不再是上帝的影子，而且也不再是亚当的后代，结果，就不得不孤独地自己走自己的路。俄狄浦斯在杀父娶母之后，还可以感叹说：“哎呀！一切都应验了！”然而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应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伏尔泰的老实人、歌德的浮士德、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一切的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剩下的就是在自由之路上走着的寂寞的旅人。从表面上看，没有了上帝作为总裁判（在上帝的宝座上现在坐着的是相对），于是真理的裁决就不得不由每一个人自己负责，空空如也的人们也必须自己为自己去选择一种本质、一种阐释，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机会，然而，实际上却无疑意味着一种更大的痛苦：因为失去了标准，因此所有的选择实际上就都是无可选择。因为怎么都不行，所以才“怎么都行”。这正是自由之为自由的必不可少的代价，自由之为自由的呈现就必然蕴含着这一无可选择的痛苦。换言之，正是自由使得自我的生存成为永远无条件的，使得生命的历程因此而充满了种种历险（自由就是一种冒险），使得一切都是令人惶惶不安的、都是无法用传统的理论去阐释的。结果，真正地面对自由、真正的对自由负责，就必然带来一种无法摆脱的生命的困惑：没有不选择的自由，而只有选择的自由，自由之为自由反而成为一种重负，成为自我生命之中的不可承受之轻。
更为重要的是，从对于必然性的服膺到对于超越性的呈现，还揭开了自由之为自由的另外一面，这就是自由所带来的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这正如阿部正雄所说：“作为人就意味着是一个自我；作为自我就意味着与其自身及其世界分离；而与其自身及其世界分离，则意味着处于不断的焦虑之中。这就是人类的困境。这一从根本上割裂主体与客体的自我，永远摇荡在万丈深渊里，找不到立足之处。” 在传统思想，人们往往把亚当、夏娃的堕落阐释为人之外的撒旦，也往往把美与丑分裂开来。世界本来就是荒诞的，我们偏偏觉得有意义可寻，人生本来是痛苦的，人们却以为有幸福可寻，前途本来是不可知的，人们却觉得前途光明。然而在对于人作为活动者（自我之为自我）的性质的假设转换之后，人们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外在的原因可寻，人自身就是人的堕落的全部原因，就是自身苦难的制造者，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美丑也从来都是并存的。生命的真谛由此而展示无遗。生命本来就是痛苦，未来本来就不可知，世界也不但有希望，而且更有失望，它的告终所引来的也只是唏嘘之声。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焦虑、恐惧，都是正常的，而不是什么异化。画家培根说，他一直很想画出人的微笑，但是在画面上出现的，却往往就是微笑变成了尖叫（普里戈金曾经转引雅克·莫诺的话说：“人类一定会从千年的梦幻中苏醒过来；这样，人类就会发现他自身是完全孤独的，与外界根本隔绝的。” 而他自己则进而指出：“当我们从平衡态走到远离平衡态时，我们便离开了重复和普适而达到了特殊和唯一。” “正是这个进步才使我们成为宇宙的吉普赛人”。
显然，这意味着：在当代社会，自我是一种更难把握的东西，完全不确定的东西，然而又是一种人类根本无可逃遁的东西。人类生命历程中为自身所造成的自我泯灭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人不能自知这种可怕的自我泯灭，偏偏在前者所导致的不自由中感受到了自由，以致最终“自由地”认可了自我泯灭，自我之为自我，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挑战，他从形形色色的必然性中超逸出来，以全新的形象莅临世界，并且庄严地宣喻世人：“人活着可以接受荒诞，但是，人不能生活在荒诞之中”(马尔罗)，因此，与国内颇为时髦的认为真正的主体性的发展就意味着主体的完善、欢乐、神圣和确定的所谓主体性理论不同(那实际是国内某些人所宣扬的某种扼杀了主体性和丧失了主体性的主体性理论），自我恰恰是对于主体的失落、痛苦、孤独、虚无、失望、空漠之类自我泯灭的发现。假如说，所谓主体性是对现实世界的阿谀奉迎，自我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无情拒斥，假如说，所谓主体浸透着虚假的乐观主义，自我则充盈了彻底的悲观主义，普罗米修斯说过：“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神灵”，你看，这才是真正的自我。不过，这里的自我又并非超越芸芸众生或成为人类的代言人的代名辞，而是自我超越或成为发现自己的自我泯灭的代言人，所谓自我正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生命意义的被遗弃而忧心憔悴，形单影只，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实在是一种冒险，一种重建意义世界的冒险，一种对现实世界固执地加以拒斥的冒险，一种孤独地为世人主动承领苦难的冒险、一种为推进世界从自我泯灭的午夜回归自我复苏的黎明的冒险、荷兰德林有一句著名的诗：“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你走遍大地，”我想这应该是对自我的最富启迪的阐释。
因此，自我之为自我，就完全是一种积极的东西，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我们知道，对于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的恐惧，应该说，是与人类俱来的，然而，在传统思想，却通过种种消极的乐观主义去加以掩饰。对自我，也往往评价为和谐统一，即使是席勒，也还是把整体的自我被撕成碎片的责任归结给外在社会。这，对于人类来说，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心理补偿、心理平衡，然而却毕竟是出之于一种人性本身的脆弱。随着人类自身生命的不断多元化，自身潜力的不断地展开，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完全是虚妄的。那个一直被评价为和谐统一的自我，在弗洛伊德的眼中，也转而变成刚出娘胎就已经四分五裂，荣格甚至论证说，这种四分五裂甚至还是人类遗传的结果。尼采的“酒神沉醉”、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克尔凯郭尔的“厌烦”、海德格尔“恐惧”、萨特的焦虑、“加缪的“荒谬”，也都是对此的深刻反省。因此，和谐统一的自我就完全是一种虚伪、一种安慰、一种谎言，四分五裂才是自我的真实状态，这样，生活在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之中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加以逃避，而且，尽管自我毫无庇护、充满了无名的恐惧，但是却绝不允许回过头来寻找任何的救世主，而要勇敢地置身危机之中，在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之中体验自身的本质。不言而喻，在传统的信仰崩溃之后出现的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恰恰就意味着生命自身的觉醒、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类已经被带出了长期以来所信奉着的那种“终将获救”的心理背景。
俄罗斯小说家叶甫盖尼·扎米亚金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欧几里德的世界非常容易，爱因斯坦的世界非常艰难。然而，现在却不可能回到欧几里德的世界中去了。没有任何革命、任何异端邪说会使人感到舒适。因为它是一个飞跃，是对平滑的进化曲线的突破，突破又是伤口、疼痛。但这是一个必要的伤口：大多数人都在忍受着遗传下来的嗜睡症。不应该允许那些患有此病的人睡眠，否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