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其门。”“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所以，庄子才出人意料地宣称：“睹无者，天地之友”（《庄子》）。可惜的是，今人对于庄子的这一提示已经不能理解，因此尽管经常引用，但是却无法作出准确的阐释。实际上，庄子在这里强调的“无”并非与“有”相对，也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对于宇宙作为生命之网这一根本特征的洞察。宇宙万事万物从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彼此隔绝，而且扑朔迷离，风马牛不相关，但是实际上却被一张尽管看不见但却恢恢不漏、包罗万象的生命之网联在一起。它“远近高低各不同”，游无定踪，怪弯抹角，叫人眼花缭乱。而且，由于它过去复杂，“剪不断，理还乱”，对于其中的某些联系，我们已经根本意识不到了。然而，不论是否能够意识到，万事万物却毕竟就像这张生命之网中的无数网眼，盛衰相关，祸福相依，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因此，庄子才会如此强调“无”的极端重要性。他提示说：“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固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碾而后善博也；人之于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是致黄泉，人尚有用乎？”（《庄子》）这，就是所谓“恃源而往”。而日本的稻田龟男把宇宙间的生命之网概括为：“东方的动源”（中国的方东美则称之为“广大的和谐”），由此出发，对于庄子所说的“恃源而往”中的“源”当不难彻悟。原来，它就是庄子在“块然自生”的宇宙间找回的生命万世泊泊不竭的博大源泉！ 
    那么，在这当中，自我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觉醒，意味着宇宙间唯一的一个自觉意识到自己的作为一个网眼的天命的存在的觉醒。王阳明称之为天地间的一点“灵明”（“人为万物之灵”，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很有道理。也因此，对于在宇宙间无所适从的自我来说，最为重要的就不是在分裂、对立中畏、烦、孤独、绝望（在中国，这被称之为：麻木不仁。我们知道，手足与整体相互分裂，中国的医学就称之为：不仁），而是去寻找特定的“适”亦即自己的真正位置。宗白华称之为：“正位凝命”。于是，不再问世界、社会、他人对自己是否有用，不再以我为核心，而是回归于自然的普遍联系之中，从万物出发去观察万物，最终使得万物的丰富性得以显现，最终也使得宇宙生命本体的创化这中国美学的所谓“大生”得以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当自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偏偏就反而发现了世界、社会、他人与自己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相知、相融，自我的焦虑被超越，而在对天地大美的信赖、赞美中更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和根据，找到了自我作为一分子去分享这宇宙生命本体的创化之美时的快乐，这在中国美学则称之为“大乐”，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夫得是，得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显然，这样一来，觉醒了的自我也就必然走向审美活动，也只能走向审美活动。只有通过审美活动，觉醒了的个体才能够分享这宇宙生命本体的创化之美（在这方面，伽达默尔“分享的瓷砖”的妙喻颇值注意），而审美活动的愉悦也正是人类意识到这宇宙生命本体的创化之美的存在时的愉悦，或者是发现这宇宙生命本体的创化之美的被无情遮蔽时的大悲。从“不知然而然”的“大生”到“不知然而然”的“大乐”，这正是审美活动之所以诞生的全部理由（当然，在审美活动中已经是“忘适之适”，因此尽管只有审美活动才能够揭示宇宙生命本体的生生不息的创化过程，然而表现而出的却只是“大乐”。不过，这恰恰说明，只有通过对于这“大乐”的深刻反省，宇宙生命本体的生生不息的创化过程才有可能昭然若揭。这，就是美学中的哲学问题。这，也就是生命美学的之所以诞生的全部理由之所在。当然，只有在当代社会，只有走出种种狭隘性之后，审美活动与宇宙生命、人类生命之间的这种根本联系才有可能被真正深刻地意识到。） 
    其次，自我的生命体验远为复杂深刻，根本无法通过理性加以表现。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系统来说，它越是复杂，进化的水平越高，个体性就越强，而且不同的个体之间也就越是不相雷同。简单的事物当然没有什么个体性可言，而且在简单的事物之中雷同的地方也更多。甚至，不同的原子在系统中互换位置，也仍旧不影响最终出现相同的结果，但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互换，却肯定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我们注意到，在一个越是复杂以及进化的水平越高的系统之中，个体性与规律性之间都是成反比的，因此个体性越强，规律性就越是不明显，也就越是无法加以抽象地概括。 
    这样，首先，由于只是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个人问题才第一次真正出现，成为重大的哲学问题（例如尼采的意志自我、柏格森的生命自我、弗洛伊德的本能自我、胡塞尔的先验自我、萨特的自由自我），因此不但离开了个人，类、群体都只是空洞的抽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类、群体的全部内涵、特征更无法涵盖个体的全部内涵、特征。假如说在个体不发展的时候十分容易被外在的东西所困惑，那么在个体越是高度发展的时候，一切就越是会成为个别的、瞬间的存在，在每一瞬间个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那种无常的、生命悠关的颤栗、痛苦、绝望等心理体验，不但是超概念、超理性的，而且是超思维的（概念、理性、思维的载体是抽象的群体，它们只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但是却无法把个人与个人区别开来）。其次，也正因此，对于自我来说，不再是理性高于情感、知识高于生命、概念高于直觉，而是情感高于理性、生命高于知识、直觉高于概念，也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活着，而是为了生命而活着。所谓真理也只是生命的工具、手段，只有首先是自由人，然后才有可能去把握真理。于是体验就成为第一位的东西。只有忠实于体验才能忠实于自己（逻辑定律绝对不是人性定律）。因此重要的不是在生命之外认识生活，而是在生活之中体验生命（对于独一无二的生存方式和强烈的生命欲望的自由呈现的体现，就是体验），不是置身生命存在之外去观察和抽象，而是置身生命存在之中去体验和直觉。相比之下，概念、理性、思维不过是贫血的表现，因为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知识的觉醒，而体验却是一种生命的觉醒。 
    维特根斯坦说得何其精彩：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世界是怎样的”，是概念、理性、思维所要讨论的问题；“世界是这样的”，则是体验所要面对的问题。而体验的最佳实现方式，当然正是审美活动。只有审美活动才完全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直接相联。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思想家与西方当代的思想家都崇尚审美活动。例如叔本华与音乐、尼采与古希腊的悲剧、瓦格纳的歌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小说、萨特、加谬与文学，道理正在这里。所以雨果才会说：“科学是我们，艺术是我。”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要说：审美活动恰恰是个体生存的对应形式，因此珍视个体生命就必然会珍视审美活动，走向个体生命也就必然要走向审美活动。 
    最后，进而言之，自我的对于宇宙生命本体的创化的分享，也并不总是得以实现。自我的异化（这就是庄子所批评的：“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以及宇宙生命本体的创化的被遮蔽，又必然导致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诞的出现。在这当中，进步是空前的，灾难也是空前的。这灾难，来自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无法沟通与交往。按照老子的说法，就是所谓“受国之垢”、“受国不祥”，按照庄子的说法，就是所谓“独芒”，按照加缪的说法，就是所谓人类的呼唤与世界的沉默之间的对立与分裂，希望着的精神与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