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对立与分裂。而按照萨特的归纳，则是所谓“人们对统一的渴望与心智同自然之间不可克服的二元性两者的分裂，人们对永恒的追求同他们的生存的有限性之间的分裂。以及构成人的本质的关切心同人们徒劳无益的努力之间的分裂，等等。”而置身于两者之间，尴尬地保持着一种“之间”状态，则是海德格尔一再强调的人类所必须承当的“事实”（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审美活动在发现这宇宙生命本体的创化之美的被无情遮蔽时的大悲，这审美活动的否定性的一面是中国美学所没有能够充分展开的）。所谓被抛于此，既有且无，既如此又不能如此。物因为自身意义的被消解而成为莫名之物，语言因为自身意义的被消解而成为莫名之声，人因为自身意义的被消解而成为莫名之人，世界丧失了意义，人类丧失了家园，反抗丧失了理想，行动丧失了未来，评价丧失了历史。这样，我们不再知道最终会企达何处，但是我们却明明白白地知道目前存在着什么盲目的力量能够干扰人类自身。我们不再强调人应该超越动物的必然而企达人的自由，但是却开始意识到应该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自在的偶然转化为自觉的偶然，并且勇敢地承担起世界的虚无。借用加缪的妙喻，这恰似一个人鼓足勇气在澡盆里钓鱼，尽管事先就知道最终什么也钓不上来。即便人类世界只是一颗即将毁灭的行星，作为其上的遇难乘客，人类也要体体面面地沉下去，以便无损人类的尊严。虽然没有了胜利的事业，但是失败的事业同样令人感兴趣（成功使人自负，失败却使人清醒）；人生有意义，固然值得一过，人生没有意义，同样值得一过。只有在预期胜利、成功、希望、把握、幸福的条件下，才敢于接受挑战，那岂不是连懦夫也敢于一试？人的生命力量不仅表现在能够征服挑战，而且尤其表现在能够承受挑战，不仅表现在以肯定的形式得到正面的展示，而且尤其表现在通过否定的形式得到负面的确证。坦然地面对失败，承受命运，是人之为人的真正的力量所在。而且，这挑战不是由希望而偏偏由失望所激起，同样，不是由幸福而偏偏由死亡所激起。例如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就是一个在荒诞的世界中不得不理性地生活下去的英雄（维纳斯也诞生于一片虚无的泡沫）。确实，他不得不如此，但是他也可以把这种“不得不”转化为一种乐意、一种无所谓、一种反抗（把宿命转化为使命）。这对事实来说当然无意义，但是对人有意义，因为它在造成人的痛苦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胜利。其中的关键是：“承当”。于是人类发现，命运仍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结果，人们发现，因此而有可能以“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老子）的眼光重新观看这大千世界，并且通过自身的“若歌若哭”来勇敢地提示它的“近死之心，莫使复阳”（庄子）中所蕴含的大悲大痛。须知，人类正是在这种对于大悲大痛的自觉中日益走向成熟的，世界也正是在这种对于大悲大痛的自觉中日益走向丰富的。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老子）的眼光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得以最终实现。人类的成熟，世界的丰富，也是审美活动的成熟、丰富。既然世界已经成为难以驾驭的东西，处处遭遇到空无、痛苦、绝望、颓废、无助、孤独、荒谬、不可解释、卑微龌龊，那么，就只有审美活动才会使我们深刻意识到：一切的一切都必须重新加以估价、评判。黑暗就是光明，光明就是黑暗。人们能够作的，就是把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不可解释和无意义呈现出来。每一件事物都值得怀疑，都是一个难题，因此也都值得重新审视。在这一切背后的，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人类对于自身的评价态度的觉醒。一度无法道出的某种东西被道出了，一度无法领会的某种内涵被领会了，人类的生存境界本身也被大大地提高、升华了。所以维特根斯坦才会说，在这个无聊的世界上，我们居然还能够活着，这本身就是奇迹，就是美。这样，尽管在审美活动中自我不再是高贵的浮士德博士，而是肮脏的流浪汉福斯卡。然而，这个远比浮士德还要古老的人，却毕竟因此而看到了更为深刻的东西！ 

（1）萨特指出：“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便找不出有什么价值和诫律可借以证明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所以在光辉的价值领域内，我们后无托辞，前无辩护。我们是孤独地无可辩解。”（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４２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７３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  年版，第１９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３１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 年版，第４８７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  年版，第１９页。对这个问题认真加以讨论无疑十分重要。在我看来，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的根本成功与失误都在于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例如，２０世纪之所以被称之为“血”与“火”的世纪，就正是因为进入这个前所未有的世纪之时，人们往往无法战胜自身的狭隘性。在简单的、封闭的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对于群体利益的关注，曾经在形形色色的口号中得到庇护，例如“爱国”、“革命”、“集体”等等。以致人们往往会成为群体内的“羊”和群体外的“狼”。例如李逵，在梁山上一切唯宋大哥的马首是瞻，出了梁山却对一切挡住了他的道路的人“排头砍去”。武松也如此。为了复仇，所有跟仇人有关的人就都可以一并杀戮，而且理直气壮地公开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显然是一种无道德状态，或者是一种以狭隘的群体的道德要求社会的状态。 
（7）詹姆斯·格莱克：《混沌》，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２８页。 
（8）因此，真正的人生就不是一段人人都有的经历，而应是一篇只属于自己的故事。人生的精彩程度正与这故事的精彩程度成正比，最精彩的故事一旦被写入文学艺术，就是最精彩的作品。柏格森：“艺术总是以个人的东西为对象的。画家在画布上画出来的是他在某日某刻在某一地点所看到的景色，带着别人以后再也看不到的色彩。诗人歌唱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某一精神状态，而这个精神状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戏剧家搬到我们眼前的是某一个人的心灵的活动，是情感和事件的一个有生命的组合，总之，是出现一次就永不重演的某种东西。我们无法给这些情感加上一般的名称：在别人心里，这些情感就不再是同样的东西。这些情感是个别化了的情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些情感才是属于艺术的情感。”（柏格森：《笑》，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９８页）审美如此，艺术如此，人生也如此。 
（9）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１页。 
（10）转引自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５页。 
（11）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６页。 
（12）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５页）。 
（13）转引自欧文·豪：《现代主义概念》，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７９页。 
（14）还有必要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真正实现，在现实社会中永远只是一个理想，只有在理想社会之中才会成为现实。也正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个体生命的真正实现只能在审美活动之中。审美活动就是个体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理想实现。参见我的《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１８－１２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