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及其表现
    所谓全球化，一般理解为全世界经济、政治、技术、文化整合的综合过程，也可说是这些模式或特征在全球范围移动的过程。全球化推倒国家疆界，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本文所说的“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 globalization；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全球化的社会语言现象，其二是为了研究这种新现象所需的新理论。在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的新视野下，全球化是有关社会语言的；语言内在于全球化过程。因此，用诸如“语言与全球化”这样的术语来描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不适宜的，似乎将二者割裂了开来。关于作为理论的“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我们在其他著述中有较充分的论述（Blommaert 2010）。本文简要考察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的主要表现和特征，进而讨论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移动性”，联系中国/汉语情境，阐述移动性研究的两大课题。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有三个主要表现。
    首先是全球化对语言本身的影响。因特网的兴起形成了重要的社会语境，使新的话语类型或模式、新的实践、新的认同迅速发展；语言变化随着网络活动而发生，例如采用拉丁化的词语形式而非母语形式；各种英语变体通过新的力量传播到全球；嘻哈（hip hop）音乐等流行文化在全球的盛行推动了这些新变体的传播。
    第二个方面是全球化对移民模式和移民社群的影响。难民和短时民工改变了世界范围大城市的面貌，导致了“超多元性”（superdiversity）（Vertovec 2006），即城市中原居民与移民的混居，移民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组织形式。这其中包括全球实践共同体构成的网络取代了传统的“言语共同体”，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Castells 1996）。城市移民的语言多样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手机、网络视频等技术使移民可以（用母语）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共同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少数人群体的多语模式正在变化，语言保持和丧失面临新的研究课题。
    第三，英语等全球性语言的传播改变了语言的层级秩序，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人方言面临窘境。语言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保持和丧失成为凸显的课题。“大”语言变得更“大”，“小”语言变得更“小”。然而全球性语言的使用，也形成了新的多语模式，创造着新的语言保持机会（Mufwene 2008）。
    与以上三个方面相联系的，还有对全球化的怀疑和批评。出于自己的经历和期待，一些群体对能否成功参与全球化过程表示严重怀疑，由此对全球层面的活动和全球化语言说不，转向地区层面及其语言变体。一些人周游全球，跟踪并批判各国政府商议的全球化举措，形成反全球化运动的话语。在欧洲曾发起运动，要求地区语言在法律保护下得到承认。
    社会语言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的挑战，尝试对以上现象作出探索。例如，De Swaan（2001）和Calvet（2006）试图概括全球化时代语言关系的一般特征；Fairclough（2006）探讨了全球化对话语模式的影响；Pennycook（2007）考察了英语在全球化流行文化中的新角色。然而，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整体面貌尚不明确，原因之一是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西方情境。这反映了学术世界的不平等，以及研究西方之外地区的迫切需要。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需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全球化进程发生且影响着语言的结构、选择、使用和相关认同的形成。当今中国便是这样的语境。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全球化的超级事件带入中国，进一步刺激了旅游业的繁荣发展。这些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中国的社会语言面貌，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范围华语圈的社会语言面貌。
    二、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三个特征
    2.1　影响的广泛性
    全球化对社会语言学语境的影响是全方位而非局部的，它引起社会语言学语境的总体重组。“全球化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超出了全球化实际发生的范围”（Hobsbawm 2007：4）。即使它的直接影响仅限于少数人，间接影响也会涉及每个人，包括表面上没有被“全球化”的人。
    以因特网和手机的普及对社会交际模式的影响为例。随着信息交流新标准的建立，各机构在日常实践中转而依赖新技术，如银行业务和各种申请手续的电子化。这些机制转型不仅影响到新技术的使用者，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不使用或没有机会使用它们的人。在学术领域，当今主要国际期刊的投稿正向电子化发展，投稿人必须通过因特网，稿件须在电脑上做成PDF格式。这个过程不仅影响到熟练使用电子技术的学者，而且也影响到所有希望参与到学术信息交流中来的学者，例如那些没有或仅有极少相关资源的学者。资源在学术共同体中被重新分布了。同样，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传播影响也极广泛。许多国际学术刊物有明确政策：只接受英文投稿。如果承认其他语言的地位，刊物立刻就会降低档次。不仅论文限于英语，而且必须是“好”英语，即美式或英式标准英语，而非尼日利亚英语。刊物会建议母语不是英语的学者向英语本族语者求助，修改论文。“仅限英语”政策影响到学科范围中希望参与信息交流的所有人。差异不在于影响的有无，而仅在于直接或间接、正面或负面而已。
    2.2　群体和语言变体的不平等
    在全球化这一影响所有人的活动中，有输家也有赢家。全球化的一个负面影响是扩大了个人、群体、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Hobsbawm（2007：3）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目前流行的自由市场全球化在带来巨大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二者都同时发生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对全球化影响感受最深的，是从中获益最少的人。”
    例如，随着各种机构服务的电子化转型，某些群体获得了方便和效率，而另一些则被排除在外。当电子邮件、QQ、网络视频成为交流的主要方式得到年轻人的宠爱，传统书信往来方式逐渐退出时，依赖纸笔书信进行异地交流的老年人变得更加孤独，甚至被遗忘。当电子投稿成为学术规范时，一些人得到极大的方便，缺少相关资源和技术的学者则被排除在外，非洲许多地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同样，“仅限英语”的发表政策造成了学术圈的信息传播不平等。已经用其他语言发表的研究，如果想重新用英语向国际刊物投稿，则面临“重复发表”、“自我剽窃”的危险。许多扎根本土的研究不为国际同行所了解（Wen & Gao 2009）。
    2.3　权力资源的多元性
    在制造不平等的同时，全球化也预示着集权时代的结束。虽然国家仍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但它必须与各种民间机构、私人机构分享文化市场。这是由于全球化改变了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价值取向在社会中得以复制的工具形式。例如，国家教育系统的文化霸权被打破，政府须与私有机构分担文化教育者的角色，如新东方学校、疯狂英语等私人培训机构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全球化的媒体极大地影响着各国的流行文化。学习不再局限于学校课堂，从网络下载外国影视剧、玩跨国电脑游戏、模仿英文歌曲等，成为英语学习的重要部分。这些非正式学习情境易于接触，并且非常丰富，对年轻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也对文化认同、价值和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Gao&Xiu 2008）。尽管官方可能将英语的膨胀视为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威胁，但年轻学生可能将此视为创造机会、释放个性的活动。
    三、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新概念：移动性
    3.1　移动性及两大相关课题
    社会语言学者面临艰巨的挑战，即如何更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全球化的社会语言现象。以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是以静态的“言语社区”为常态，在此基础上去谈“接触”等问题的。而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需要新的以“移动”为常态的范式（Blommaert & Dong 2010）。Blommaert（2007a、2007b、2009、2010）已对部分新概念进行了阐述。这组概念的核心是“移动性”（mobility），即人通过语言符号的使用在社会空间中的移动，以及移动的能力或潜力。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必须是有关移动性的社会语言学。“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被默认为是移动的，语言向人提供或剥夺移动的可能性。人们学习某种语言，是因为它提供了移动的潜势。另一方面，语言和图像等符号本身也可以跨越时空、言语库和社会指向（social indexicality）而移动，并改变形态。例如指向社会底层阶级的黑人英语，通过说唱乐（Rap）形式进入流行音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当中，成为时尚、“酷”的标志。
    移动性有两大相关课题。其一是语言的移动潜势，即特定的语言或语言变体为人们提供了怎样的移动潜势，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潜势是否有很大区别；其二是移动的人、移动的语言，即人们是怎样通过使用自己能够具有的语言，获得或丧失移动性，语言如何跨越时空、言语库和社会指向而移动，产生新的移动潜势。前者强调社会语言学“结构”的一面，即社会结构对“移动”的影响和限制；后者则既可以是“结构”的，也可以是“建构”的（高一虹、李玉霞、边永卫2008），它可以揭示人是如何在结构影响下移动或被束缚的，也可以揭示个体或群体的人如何发挥主体性，创造“符号机会”（semiotic opportunity）而移动于社会空间，建构新认同。就“结构”与“建构”而言，移动性研究侧重的是经常被忽略的“结构”的一面。
    下面我们联系中国/汉语情境探讨这两大课题。中国学者已经在相关领域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描写性调查，获得了宝贵材料。这些材料可以在以移动性为核心的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同时，也还有更多现象、问题和领域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