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语言的移动潜势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不再锁定于某个空间，人们很容易搬迁至异地，或者坐在办公桌前、网吧里通过网络跨越广阔空间与他人交流。中国内部大量移民带着自己的方言和语言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国家的“边缘”移动到“中心”，在城市形成了新的社会多语环境（参见Dong & Blommaert 2009）。这些中心具有多元混杂的都市特征：人们来自五湖四海，移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真正的“本地人”只是少数。中国国内移民也是全球化过程的体现，与其相联系的是新精英阶层的形成、部分劳动阶层贫困化的加剧、当地和局部区域的社会语言秩序重组。在此背景下，需要考察哪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什么？普通话是不是国内移动潜势最大的语言，其地位受到何种语言和语言变体的竞争和挑战？强势和弱势汉语方言的地位和移动潜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少数民族语言的状况有何改变，是否能在多元混杂的情境中生存？
    3.2.1　英语传播如何为中国的语言格局洗牌？随着新兴全球精英阶层的形成，英语的全球移动潜势迅速增强。据大样本调查统计推算，中国约有4.7亿人学过英语（魏日宁、苏金智2008）。过去普通话是移动潜势最强的语言，而现在随着人口社会异质化的增强，出现了更复杂的格局。对部分人来说，英语成为提供全球移动潜势的语言。它不仅提供在虚拟空间移动的可能性，而且提供在物理空间移动于全球范围的可能性。懂英语的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在全球各地旅游、经商、生活。英语为精英阶层提供的移动潜势几乎是无限的。具有话语特征的新社会群体正在形成，如雅皮士、波波族等（Wang 2005）。
    即便对普通人来说，英语移动潜势的吸引力也很大。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俞敏洪从贫穷的农家孩子变为百万富翁、“出国教父”的故事广为人知，成为英语改变命运、成功爬至社会上层的象征。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英语，连旅游点的许多小商贩亦能用英语交流。另一方面，对英语学习的投资彰显了贫富差距，不同经济水平家庭在孩子英语学习上的投资差异很大（邹为诚等2006）。这种投资差距是否会增加语言资源分布的不平等性，英语究竟是供所有人向上攀爬移动的“梯子”，还是资源获得过程中的社会阶层“滤网”，还有待深入考察。英语学习对民族认同影响的复杂性，也有待深入探索（高一虹等2004，陈新仁主编2008，Lo Bianco等2009）。
    3.2.2　汉语在大中华地区、世界华人圈和全球范围的地位。在英语称雄全球的状况下，汉语的移动潜势定位于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世界范围的华人社区。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全球范围出现了“汉语热”，来华留学生剧增，对外汉语教学的市场也在国际上逐渐扩大。据统计，2001-2008年来华留学生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0%，2009年留学生总数突破22万（崔希亮2010），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4000万①。汉语正在成为次强势的全球化语言，逐渐进入其他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汉语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外语和加拿大（魁北克除外）、日本、泰国的第二大外语（郑梦娟2006）。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也相应处于上升势头。那么，汉语的兴盛是否、如何悄然改变着全球的社会语言格局？在与英语等语言的竞争中，汉语的移动潜势如何，其发展方向是什么？
    3.2.3　中国国内社会语言秩序的改变。重大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等强化了英语的移动潜势，社会精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消费英语文化产品，出租司机等服务行业人员也被要求学习英语，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的交际效益。那么，英语水平不高的人是否感觉无力或权力的丧失？少数民族语言和大多数汉语方言的移动潜势相对很低，功能领地局限于所在地区和相关群体，有些正在消亡（戴庆厦2004，曹志耘2006），理想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道布2010）面临多元性锐减的局面。然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些语言和方言能与占主导地位的普通话共存的事实，是否也预示着它们有相当大的活力和自我保持能力？强势方言粤语有扩张趋势，群体有强烈的语言权利意识并诉诸“挺粤语”的集体表达②，这将对语言政策带来什么挑战？是否会引起过度敏感和语言问题政治化，进而强化普通话相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上下层级关系？是否会影响其他群体的语言保护和保持意识？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萎缩的同时，它们与普通话的混合变体也不断产生，一些方言借由流行文化得以传播（如流行歌曲中的粤语、小品中的东北方言），这些现象在中国的整体社会语言格局中是否占有、占有何种地位？
    3.3　移动的人、移动的语言
    在重组的社会语言格局中，人们怎样通过语言使用获得或丧失移动性？他们是否主动采取措施，以选择、保护、发展其语言或语言变体？他们是否、如何创造和利用符号机会，建构新的认同？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压力和挑战？语言和语言变体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是否也发生了移动，其社会指向产生了什么变化？
    3.3.1　内部移民语言及变体研究。国内移民可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中考察。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近2.3亿，比上年增加1.9%③。农民工涌入城市改变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语言格局（曾炜2006）。对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汉语方言格局总体变化（苏金智2008）、农民工在城市中与不同群体交流采用不同变体的状况（夏历2007，刘玉屏2010），已有定量描写和分析。施旭、冯冰（2008）在对中国公共话语的考察中，关注到农民工等群体在结构中的弱势地位。董洁（Dong 2009）采用民族志方法考察农民工语言，揭示了更为建构的一面。她基于层级（scale）概念，将认同建构分为人际、元语用、机构话语三个层面，呈现了农民工在北京混合使用家乡方言和普通话，建构多元认同的状况。
    3.3.2　海外留学生、侨民的语言使用、保持和丧失。中国有大量留学生、移民和侨民短期或长期居住海外。汉语及方言在他们居住地的使用分布是怎样的（张力2008，张东波、李柳2010）？汉语及方言在不同代的华人移民中是怎样保持、转用或丧失的，其原因何在（郭熙2003，王晓梅、邹嘉彦2006）？他们采用了哪些母语保持策略，成效如何？以上问题和调查材料可以放在全球化的理论视野中考察。海外人士返乡后，对国内交际环境的适应状况如何，感受和态度是怎样的？那些以频繁往返中外乃至周游全球为生活常态的人，其语言使用、交际策略和语言认同又是怎样的？
    3.3.3　在中国的外国人共同体研究。在中国的“老外”数量在增长，且形成聚居共同体。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有一技之长，有家属陪伴。他们享受专门开设或主要面向他们的学校、商店、酒吧、医院等一系列机构、场所和服务；在当地发展出一些与中外人士交流的常规活动形式和社交圈，如英语戏剧演出、家庭音乐演奏会；通过新的交流技术用母语与故乡亲友保持通畅的联系。“老外”的言语库是怎样的？他们的汉语水平如何，以什么为具体目标（经商、购物、教育等），满足双语家庭需要，或者仅仅是对居住国文化的尊重？他们怎样用英语与本地人互动，这种互动又怎样建构了当地人的言语库、言语特征、语域（高建平2008）？跨国婚姻形成了双语双文化家庭，这也是全球化的特征，但相关研究还很少。中国正在上升的经济发展势头，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低层外国工人（如保姆、低薪合同工）来此工作，这些群体的语言使用也值得关注。
    3.3.4　英语的“非标准”、“非常规”使用。中国人的英语使用产生了各种新的语言变体和特征，如“中国英语”、语码混合、语言或语用错误。政府和社会做出努力使公共语言环境“优化、净化、国际化”（周庆生2007），如奥运会前北京曾开展市民为公共标识中的英语挑错活动；学者基于调查为相关部门提供对策（周庆生2007）和规范文本（杨永林2010）。政府对非常规的语言文字进行规范处理，体现了中国城市国际化的努力。但个人和群体有可能放任不规范形式自由发展，这可能意味着对某种文化时尚和价值的追求、认同的维护或扩展。例如，大学生用英语为自己取名，是通过符号的创造建构理想个人认同（Gao, Xiu & Kuang 2010）。一些大学生认同中国口音的英语（Bian 2009），志愿者在奥运场馆贴出不适宜的标语“Wespeak and the world will listen”（Gao 2010），中国网民在网上用欠规范的英语对国际事件发表看法，都是自发地用全球化符号来表达民族认同。具有本土特色的新话语还广泛出现于广告等话语类型中，构成“全球本土化”的新风景（Wu 2008）。在国家、机构和个人层面，民族认同何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藉由语言的使用得以保持和强化？在“另类”的语言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新的社会空间被创造出来？
    四、结语
    全球化的特征是移动，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是移动的社会语言学。目前中国本土出现的社会语言学现象，是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本文简述了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的主要表现和特征，着重讨论了这种现象的核心概念“移动性”及两大相关课题——语言的移动潜势，移动的人和语言，并举例说明了值得探索的问题。中国学者已在相关领域做出了不少成果，但这些成果还需要更多地为国际同行了解，所报告的材料也可在“移动性”的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视角下获得更充分的解释。这一视角能使我们具有更开阔的视野，看到现象在总体格局中的位置、受系统结构的制约，并反过来分析或预测现象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该视角向我们强调和警示结构的限制，揭示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移动资源的巨大不平等性，同时也启发我们不要忽略语言使用者的主体能动性，应注意考察新的符号机会和移动潜势的创造。
    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整体而非部分的，它改变整体社会语言学版图。由于这一整体性特征，相关研究需要社会语言学者的跨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