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著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