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粮物事宜，因“文移坌并、事目繁夥，有不能检察，则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间，操舟者赇诸吏，辄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以趋京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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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5《国用考三．漕运》，中华书局，1986年。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二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7之15，中华书局，1957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嘉祐三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


这里，宋朝的政策无疑对纲卒经商泛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由于国家政策的许可和优待，且使纲卒上下皆有利可图，那些不辞辛劳的挽舟之士卒愿为区区利益，有“终身不还其家，而老死河路者”①。

由于纲卒经商带有集体操作、上下联手的特点，所以也带有官吏经商的性质。全汉昇先生曾经对官吏私营商业归纳为几点：以公钱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舟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力；藉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并由此认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官吏私营商业的影响皆是不利的，即官吏暴富；政府损失；商民受害②。全先生的总结切中官吏私营商业的弊端。即便如此，这在宋朝社会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纲卒经商并得以免税这样的事情，官员们十分清楚其中的利弊，即“缘路虽失商税”，但“京师坐获富庶”。国家吃了亏。但个人及地区富裕了。当然，在纲船免税等政策实施的同时，也受到其他官员的抨击。同样是仁宗朝，嘉祐五年又采取“汴纲不得复人江”，“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师”等限制纲船揽载货物营运的措施，但结果确是不仅使京师“失商贩之利”，而且“汴纲工卒苦不足，皆盗毁船材易钱以自给”③……

上述资料说明，面对社会规范和社会需要的冲突，特别是对日益活跃的市场，宋朝廷的政策处于调试阶段。同时，上述例子还提出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是，即面对无法阻挡的市场冲击，国家的一纸禁令究竟有多大的效用?“堵”还是“疏”，何者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呢?当然，从稳定政权统治的方面看，官员经商是吏治败坏的表现。它在摧毁传统不良观念和行为举止的同时也破坏了良好的道德规范。在参与市场的同时因其违背公平竞争等市场原则，因而又有其不利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的一面。从理论上讲，社会应当对此具有快速反应，即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套法规法制限制以致最终杜绝官吏经商，保证社会的良性循环，但是，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社会历程。迄今为止，如何杜绝官吏经商并保证市场正常发展的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的社会问题。

综而述之，宋代“全面经商”态势的形成及经商群体构成的复杂化确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唐宋社会转型期，当长期受到贬斥的职业商人还未形成一个强大的、足以推动社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力量时，社会的发展急需更多的商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非职业的经商群体实际起到补充的作用；同时也丰富了市场并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时段中，那些上层的非职业经商群体进入市场，更显出他们对自我的否定，以及对以往重农抑商等落后传统的挑战和反叛。这些，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所以，应当给予客观和积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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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5《国用考三．漕运》，中华书局，1986年。
②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台湾)新亚研究所。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5《国用考三．漕运》，中华书局，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