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雀山竹书《田法》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的是农民的必要劳动，藉田收获所代表的是农民的剩余劳动。如果我们的这种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推算一下西周时期的粮食亩产量。由于维持人体正常生长所需要的食量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姑且把人均粮食消费量当作一个常数。仍以六口之家为例，其全年粮食消费量约为 108石（大石），百亩份地的产量当在此上下，农民才能维持生存。依此推算，当时每亩（周亩）的产量应在 1石（大石）左右。[17]
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即使在劳役地租的条件下，也"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18] 。对于这种发展，我们也可以找到某些线索。战国时代文献中对周代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数有以下记载：
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粪"，在这里作播种解），上农，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
六人，下农，夫食五人。（《礼记·王制》）
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
六畜皆在其中矣。（《吕氏春秋·上农》）
上述文献虽然出于战国，但都是追述周制的。用它们来推算周代的产量和生产率，首先要把引文中"夫"字的意义搞清楚。这里的"夫"，都是指一个农户的百亩份地而言。焦循《孟子正义》云："按夫之名从人起，亦从田起。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此夫指地而言。"所言是。因此，引文中的"上农夫""下农夫"不应连读，而应从"农"字点开。"夫食×人"指的是份地百亩所能供养的人数。从上述三条材料记载看，大体上上农"夫食"九人，下农"夫食"五人，平均"夫食"七人。若仍以《食货志》所载每人平均年消费粮食18石计算，七人粮食年消费量为 126石，这可视为百亩份地的平均年产量，亩产为1.26石。这可能反映了西周稍为晚后的情形。这种推算当然是很粗疏的。不过大体还可以看出发展的趋势。
从西周到战国，虽然都说是"一夫百亩"，但实际上每个农户耕作土地的面积是减少了。因为西周农民除耕百亩份地外，还要耕种领主的藉田，另外有数量不少的休闲田。战国时藉田制早已取消，名义上的"一夫百亩"也往往不能保证，由于连种制的推广，休闲田也不多了。春秋末年以来，确实有一些国家在扩大亩制，但如上文所述，战国农民所能负担的耕地实际上只有 100周亩。扩大亩制的意义，一是鼓励垦荒，二是减轻赋税。但要耕种 100大亩，毕竟不是五口、六口、七口之家所能负担得了的，这非要利用家庭以外的劳动力不可，或雇工、或出租、或使用行僮隶。所以，扩大亩制实际上是培养小地主的政策，并不能证明一般农户所能负担的耕地有所增加。[19] 但是，从西周到战国，粮食的亩产量确实增加了。若西周的亩产为每亩 1石，则战国亩产（以每亩2石计）增加了 100％；若西周的亩产为每亩1.26石，则战国亩产增加了58％。由于粮食亩产的增加，每个农户耕作的土地虽然没有扩大、以至有所减少，但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口数却多了。这不能不说是反映了战国农业生产力的一次飞跃。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比较一下：按传统的说法，西周实行"什一而藉"，即私田和公田的比例为10∶1，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则剝削率为10％。这个剝削率的计算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从《诗经·七月》等记载看，西周农民除公田劳役以外，还要负担其它的繁重劳役。假如其他劳役为公田劳役的1-2倍，则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为10∶2-10∶3，剝削率则20％-30％。这大致不会太过离谱。战国中期以后，在"民食什五之谷"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出现了"见税什五"的剝削方式，如果单从粮食生产看，在这种剝削方式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为5∶5，或1∶1；则剝削率为 100％。但农民除了粮食生产外还有其他副业生产，这些副业生产的产品一般不在交租范围之内。假设粮食生产和副业生产的比例为5∶2，则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为7∶5，剝削率校正为70％左右。从20-30％到70％，剝削率有了明显的提高，而这，又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较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提高，并不伴随着每个农户所能负担耕地的增加，而是主要表现在粮食亩产量的增加（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或小农经济的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民家庭多种经营的发展，由于本文集中讨论与粮食生产有关的问题，农民家庭的多种经营问题于此不赘）。 西周每个农户至少负担 110周亩的耕地， 战国时代以"一夫"耕种100周亩为常。秦汉未见增加，由于各种原因， 实际上每个农户占有的土地在减少 。但与此同时粮食亩产却上了两个大的台阶：西周亩产 1石左右， 战国中期以后亩产提高到 2石左右，西汉中期以后亩产再度提高到 3石左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夫百亩"似乎被固定下来了。100 周亩大约相当于现代的30市亩。这似乎是黄河流域小农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的一个常数。解放前北方的农民还在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原因之一就是30亩仍然是北方一个农户所能负担耕地的一个适当的数量。至于南方，每个农户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比这少得多。从总体看，我国历史上农民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精耕细作的程度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增加了，农民家庭生产的内容更加丰富了，所以农业生产力是发展了。这是不同于西欧的一条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西欧中世纪农民的份地数倍于中国古代的"一夫百亩"，但这并不表明西欧中世纪农业生产力比中国古代高，因为西欧中世纪耕作很粗放，粮食亩产很低。研究中国农业史，应该看到中国农业发展的这个历史特点。
注释
[1] 见《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载《文物》1995年第4 期。
[2] 载《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1994年。
[3] 本文所引《田法》均据《文物》1995年第 4期，原缺字亦根据整理者的意见补足，下同。
[4] 吴慧：《银雀山竹书中的粮食亩产》，平准学刊第五辑上，光明日报出 版社1989年；杨兆荣：《银雀山竹书田法同于李悝田法》，《思想战线》1996年第 3期。
[5] 如《食货志》载李悝的论述和计算即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为基础；孟子说过"以百亩之不易为已忧者农夫也"（《滕文公下》）的话：荀子亦以"百亩一守"（《王霸》、"五亩宅、百亩田"（《大略》）为农民占有土地的标准状态。
[6] 《田法》："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一人而田十九亩者霸，一人而田十四者存，一人而田九亩者亡。"这是指一个劳动力所负担的耕地数。以6口之家平均 2.5个劳动力计，在王、霸、存、亡的各种情况下，每户占有耕地分别为60、47.5、35、22.5亩，距离"一夫百亩"的标准状态甚远。如以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算，每户占有耕地则更少。吴慧以为"一人"是指每个人，他根据《田法》中"一人而田九亩者亡"和"亡者一岁作十二月"的记载，以《汉书·食货志》所载每人每年平均口粮18大石（33小石）为标准，推算每大亩亩产为 2大石（3.33小石），因此《田法》每小亩20斗的斗，不可能是大石制；又由于这里推算的每大亩 2大石与战国晚期每周亩产 2大石的的数字相合，推断《田法》大亩为周亩，小亩为齐亩。我认为《田法》的"一人而田……"的"一人"，应指一个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相当于汉简中的"能田"，他所生产的粮食，不光管他自己吃，还得管他供养的家属吃。故吴氏的推算难以成立。
[7] 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184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
[8] 杨兆荣认为齐国实行五进制的量制，每升 205毫升， 5升为斗，每斗为1025毫升
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即使在劳役地租的条件下，也"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18] 。对于这种发展，我们也可以找到某些线索。战国时代文献中对周代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数有以下记载：
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粪"，在这里作播种解），上农，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
六人，下农，夫食五人。（《礼记·王制》）
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
六畜皆在其中矣。（《吕氏春秋·上农》）
上述文献虽然出于战国，但都是追述周制的。用它们来推算周代的产量和生产率，首先要把引文中"夫"字的意义搞清楚。这里的"夫"，都是指一个农户的百亩份地而言。焦循《孟子正义》云："按夫之名从人起，亦从田起。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此夫指地而言。"所言是。因此，引文中的"上农夫""下农夫"不应连读，而应从"农"字点开。"夫食×人"指的是份地百亩所能供养的人数。从上述三条材料记载看，大体上上农"夫食"九人，下农"夫食"五人，平均"夫食"七人。若仍以《食货志》所载每人平均年消费粮食18石计算，七人粮食年消费量为 126石，这可视为百亩份地的平均年产量，亩产为1.26石。这可能反映了西周稍为晚后的情形。这种推算当然是很粗疏的。不过大体还可以看出发展的趋势。
从西周到战国，虽然都说是"一夫百亩"，但实际上每个农户耕作土地的面积是减少了。因为西周农民除耕百亩份地外，还要耕种领主的藉田，另外有数量不少的休闲田。战国时藉田制早已取消，名义上的"一夫百亩"也往往不能保证，由于连种制的推广，休闲田也不多了。春秋末年以来，确实有一些国家在扩大亩制，但如上文所述，战国农民所能负担的耕地实际上只有 100周亩。扩大亩制的意义，一是鼓励垦荒，二是减轻赋税。但要耕种 100大亩，毕竟不是五口、六口、七口之家所能负担得了的，这非要利用家庭以外的劳动力不可，或雇工、或出租、或使用行僮隶。所以，扩大亩制实际上是培养小地主的政策，并不能证明一般农户所能负担的耕地有所增加。[19] 但是，从西周到战国，粮食的亩产量确实增加了。若西周的亩产为每亩 1石，则战国亩产（以每亩2石计）增加了 100％；若西周的亩产为每亩1.26石，则战国亩产增加了58％。由于粮食亩产的增加，每个农户耕作的土地虽然没有扩大、以至有所减少，但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口数却多了。这不能不说是反映了战国农业生产力的一次飞跃。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比较一下：按传统的说法，西周实行"什一而藉"，即私田和公田的比例为10∶1，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则剝削率为10％。这个剝削率的计算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从《诗经·七月》等记载看，西周农民除公田劳役以外，还要负担其它的繁重劳役。假如其他劳役为公田劳役的1-2倍，则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为10∶2-10∶3，剝削率则20％-30％。这大致不会太过离谱。战国中期以后，在"民食什五之谷"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出现了"见税什五"的剝削方式，如果单从粮食生产看，在这种剝削方式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为5∶5，或1∶1；则剝削率为 100％。但农民除了粮食生产外还有其他副业生产，这些副业生产的产品一般不在交租范围之内。假设粮食生产和副业生产的比例为5∶2，则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为7∶5，剝削率校正为70％左右。从20-30％到70％，剝削率有了明显的提高，而这，又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较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提高，并不伴随着每个农户所能负担耕地的增加，而是主要表现在粮食亩产量的增加（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或小农经济的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民家庭多种经营的发展，由于本文集中讨论与粮食生产有关的问题，农民家庭的多种经营问题于此不赘）。 西周每个农户至少负担 110周亩的耕地， 战国时代以"一夫"耕种100周亩为常。秦汉未见增加，由于各种原因， 实际上每个农户占有的土地在减少 。但与此同时粮食亩产却上了两个大的台阶：西周亩产 1石左右， 战国中期以后亩产提高到 2石左右，西汉中期以后亩产再度提高到 3石左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夫百亩"似乎被固定下来了。100 周亩大约相当于现代的30市亩。这似乎是黄河流域小农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的一个常数。解放前北方的农民还在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原因之一就是30亩仍然是北方一个农户所能负担耕地的一个适当的数量。至于南方，每个农户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比这少得多。从总体看，我国历史上农民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精耕细作的程度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增加了，农民家庭生产的内容更加丰富了，所以农业生产力是发展了。这是不同于西欧的一条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西欧中世纪农民的份地数倍于中国古代的"一夫百亩"，但这并不表明西欧中世纪农业生产力比中国古代高，因为西欧中世纪耕作很粗放，粮食亩产很低。研究中国农业史，应该看到中国农业发展的这个历史特点。
注释
[1] 见《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载《文物》1995年第4 期。
[2] 载《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1994年。
[3] 本文所引《田法》均据《文物》1995年第 4期，原缺字亦根据整理者的意见补足，下同。
[4] 吴慧：《银雀山竹书中的粮食亩产》，平准学刊第五辑上，光明日报出 版社1989年；杨兆荣：《银雀山竹书田法同于李悝田法》，《思想战线》1996年第 3期。
[5] 如《食货志》载李悝的论述和计算即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为基础；孟子说过"以百亩之不易为已忧者农夫也"（《滕文公下》）的话：荀子亦以"百亩一守"（《王霸》、"五亩宅、百亩田"（《大略》）为农民占有土地的标准状态。
[6] 《田法》："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一人而田十九亩者霸，一人而田十四者存，一人而田九亩者亡。"这是指一个劳动力所负担的耕地数。以6口之家平均 2.5个劳动力计，在王、霸、存、亡的各种情况下，每户占有耕地分别为60、47.5、35、22.5亩，距离"一夫百亩"的标准状态甚远。如以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算，每户占有耕地则更少。吴慧以为"一人"是指每个人，他根据《田法》中"一人而田九亩者亡"和"亡者一岁作十二月"的记载，以《汉书·食货志》所载每人每年平均口粮18大石（33小石）为标准，推算每大亩亩产为 2大石（3.33小石），因此《田法》每小亩20斗的斗，不可能是大石制；又由于这里推算的每大亩 2大石与战国晚期每周亩产 2大石的的数字相合，推断《田法》大亩为周亩，小亩为齐亩。我认为《田法》的"一人而田……"的"一人"，应指一个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相当于汉简中的"能田"，他所生产的粮食，不光管他自己吃，还得管他供养的家属吃。故吴氏的推算难以成立。
[7] 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184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
[8] 杨兆荣认为齐国实行五进制的量制，每升 205毫升， 5升为斗，每斗为1025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