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认真分析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葱岭东西地区政治形势的基础上，根据汉语、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史料的记载，断定该王朝为乌古斯部族的克尼柯（Qïnïq）部落于9世纪20年代所建。

【关键词】喀喇汗王朝；回鹘；九姓乌古斯；克尼柯部落

一、诸家观点述评
喀喇汗王朝是我国古代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有关该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建立时间问题，一直是个未能破解的历史之谜。长期以来，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创建者而言，约略有“托古兹古兹·回鹘说”（J.Deguignes，1756）、“土库曼说”（J.V.Hammer-Purgstall，1835）、“样磨说”（W.Barthold，1898）、“葛逻禄说”（F.Grenard，1900）、“葛逻禄·样磨说”（M.F.kōrpülü，1927）、“处月说”（W.Barthold，1927）、“突厥说”（Ahmet Zeki Velidi Togan，1939）、“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O.Pritsak，1950）、“样磨和处月说”（Б.гафуров，1972）、“突厥·回鹘说”（王治来，1977）、“葛逻禄·回鹘说”（马雍、王炳华，1978）、“葛逻禄·样磨·九姓乌古斯说”（《新疆简史》，1980）、“西迁葱岭西回鹘说”（魏良弢，1986）[1]、“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部族说”（王治来，1986）[2]等10数种观点。就建立时间来看,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840年”[3]、“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4]、“十世纪初叶”[5]、“公元十世纪前半期沙土克·波格拉汗信奉伊斯兰教以后”[6]、“十世纪上半叶”[7]、“十世纪半”[8]、“十世纪末”[9]、“10世纪”[10]等多种说法。不过，诸家观点多是顺便提及，仅“样磨说”、“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和“西迁葱岭西回鹘说”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且影响较大。
“样磨说”的论据是12世纪初的一位波斯佚名作家在《编年史与故事汇编》（Mujal ai-tawarih wa-l-kisas）一书中列举中亚各地统治者的称号时提到“样磨的帕迪沙赫称为博格拉汗”。既然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也使用这一称号，而样磨的居地又在疏勒，那么该王朝的汗族自然也就属于样磨了。此说亦为密诺尔斯基、哈密顿等学者所赞同[11]。这一观点推测成分过多，因再提不出其他论据，而被批评者指责为论据不足。
“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实质上也就是“处月和样磨说”，只不过将处月和样磨视为“葛逻禄部族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两个”，是“葛逻禄汗族”，属于“突厥阿史那汗族的一支”罢了。然而，事实上葛逻禄并非是一个部族，而是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曾明确说：“葛逻禄，他们是乌古斯人之外的一个游牧的突厥部落集团，他们也算作突厥蛮[12]。”《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称之为“葛逻禄国”，《新唐书》卷二一七下本传称“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并说葛逻禄“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剌；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谋落”或“谋剌”也便是诸史《铁勒传》中的“薄落”，为Bulaq的译音。《词典》称“Bulaq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克普恰克曾将其俘虏，后来伟大的天帝将其拯救，并被称作ɛlkɛBulaq”（MⅠ.492）；“炽俟”为ʧigil的译音（或作“处月”），为突厥化了的印欧语群落的泛称；“婆匐”是Jabaqu后两个音节的译音，为“炽俟”的一支；而“踏实力”则为Toχsïlar或Toχsïlïq的译音，或作“突骑施”、“蹋实力”、“沓实力”、“踏实”、“独西”(敦煌文献S.6551背《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可见，样磨并不属于葛逻禄。
其次，所谓的“葛逻禄汗族”也决非是“突厥阿史那汗族的一支”，没有任何史料可为此说提供论据。相反，诸语种史料倒证明，至晚自唐至德（756～757年）年间以后，“婆匐”部落即突厥化了的雅巴库（Jabaqu）[13]便一直为其领导部落[14]。
至于“部落集团图腾说”——阿尔斯兰（狮子）是处月的图腾，其统治者阿尔斯兰·喀喇汗（Arslan Qara χaqan）为大可汗；博格拉（公驼）是样磨的图腾，其统治者博格拉·喀喇汗（Buʁra Qara χaqan）为副可汗——亦同样缺乏依据。典型的反证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五便有“天宝四载三月戊寅，九姓首领回鹘思（骨）力裴罗及弟阿悉烂颉斤杀斩白眉可汗，传首京师，授裴罗右骁卫员外将军”之谓（另还见于《新唐书·郭知运传》及同书《西域传》之“东安国”条和“宁远国”条）。“阿悉烂颉斤”即Arslan irkin之音译。高昌回鹘王国的首领亦有“师子王阿厮兰汗”之称。此外，在抄写于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哈密本”序章第14叶A面第22～23行发愿文中，亦有T(æ)ŋri Bøgy ɛl Bilgæ Arslan T(æ)ŋri Ujʁur Tærkænimiz qutïŋa alqatmïʃ（祝福我们圣明国家睿智的狮神——我们的回纥郡主）之谓[15]。
可见，“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不可能成立。O.普里察克所谓“‘国家’，即统治突厥人的汗国，是在葛逻禄人手中；在萨曼王朝伊斯玛因·本·艾哈迈德时代，突厥国家应理解为葛逻禄国家”[16]之说并无任何依据。也正为此，才被人指责为“全部论据都是人造的，没有事实依据的，只是为了证明其先验的构思”[17]。
“西迁葱岭西回鹘说”认为：喀喇汗王朝为西迁回鹘的庞特勤一支所建，牙帐设于“巴拉沙衮附近的喀喇斡耳朵”，领域包括“唐朝的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所辖的大部地区”。但同时又说“庞特勤率领回鹘十五部进入葛逻禄领域后的情况，中外史籍均无直接记载”，只是“根据一些间接材料推断，庞特勤到达七河地区后很可能同葛逻禄叶护发生了战争；萨曼家族（这时它还未正式脱离哈里发政权而独立）努赫·本·阿萨德趁机夺去了锡尔河以北的重镇伊斯费贾勃（即白水城）。最后，庞特勤臣服了葛逻禄，在这里建立起回鹘新王朝——史称喀喇汗王朝”[18]。可见，此说同样未能提出可信的论据，推测成分过多。
作为败逃之众的十五部回鹘，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就不会在漠北惨败于黠戛斯——因为回鹘在漠北时的军事力量显然要大于这十五部。再者，若果真如此，中外史籍也不可能“均无直接记载”。事实上，庞特勤部西迁至东部天山地区不久，黠戛斯便于会昌二年（842年）夏又攻击了为其休养调息之地的北庭和安西[19]，除焉耆以东的天山南部地区外，天山南北的其余地区均为其所占据。《新唐书·西突厥传》载：
大历（766～779年）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庞特勒（勤）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岭），众至二十万。
此时的回鹘庞特勤部，显然一直居于东部天山地区。本就人困马乏、缺少给养的庞特勤部在黠戛斯的再次打击下，早已是自顾不暇，极需调养、休整，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两年间攻取七河地区呢？既然能获取如此重大的胜利，怎么又会在北庭、安西等根据地败于黠戛斯呢？再者，庞特勤既然已于中亚称汗，显然不可能在东进焉耆后又自贬为“叶护”。况且，“叶护”（Jafʁu）的职衔本是“授予出身平民的比可汗低两级的人的称号”（MⅢ.41）。庞特勤既然有“特勤”的职衔，显然为汗室成员。即便是自贬至平民阶层，也当享有Juʁruʃ[20]的职衔。至于其称汗的时间，则是在大中元年（847年）末或二年（848年）初。其时，遏捻可汗因惧怕被黑车子室韦缚送至唐，而夜与妻葛禄、子特勤毒斯等九骑西走,从此下落不明。庞特勤正是在回鹘已没有了可汗的情况下才于安西自称可汗的[21]。
此外，从后期喀喇汗王朝与安西回鹘汗国和高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