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王国的关系来看，该王朝也不可能为西迁回鹘所建。安西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为西迁回鹘所建，这已为不争之事实，有诸多史料为证。然而，该王朝与这两国间却处于敌对状态。其相互间的敌对情绪，既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亦是延续已久的不同集团间矛盾斗争的反映。
首先，从称名上看，喀喇汗王朝的居民从不用“回鹘”一词自称，而是专以该词来指称高昌回鹘王国。《词典》称：
回鹘（Ujʁur），是一个国家（ɛl）的名称……这个国家有五座城市。其人民是最凶残的异教徒，是最熟练的神射手。这些城市是：唆里迷（Sulmï）——该城是亚历山大建造的，高昌（Qoʧu），昌八里（ʧan Balïq），别失八里（Bɛʃ Balïq），仰吉八里（Jaŋï Balïq）。（MⅠ.151～153）
文中在“异教徒”前还加用了“最凶残的”这一修饰语，充满了对回鹘人的敌视情绪。《词典》作者将喀什噶尔居民的语言称为“王朝突厥语”（χaqanijɛTyrkʧisi）。与麻氏同时期的巴拉沙衮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时任喀喇汗王朝宫廷侍从官。他在《福乐智慧》（Qudatqu Bilik）中亦不称自己作品的语言为“回鹘语”。可见，喀喇汗王朝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与回鹘人之间存在着什么亲近的关系。反之亦然。
其次，该王朝与安西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间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疆界。若称喀喇汗王朝为西迁回鹘所建，则没有任何理由形成两个互不统属且互相敌对的政权（如龟兹回鹘、高昌回鹘和甘州回鹘之间早期的关系）。这一情况亦表明，喀喇汗王朝不可能为西迁回鹘所建。
可见，导致这一问题迄今仍未能解决的原因，一是未能正确认识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葱岭东西地区的形势；二是诸说均未能列出可资征信的论据。因而，若想彻底解决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建立时间问题，就必须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突破。

二、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葱岭东西地区形势分析
自8世纪中叶开始至9世纪前期，是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走向解体的时期，也是唐朝内乱，无暇顾及西域事务的时期。
阿拉伯帝国方面，自750年阿拔斯朝（黑衣大食）建立伊始，其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区域内便先后发生了由舍里克（Shark b.shaykh）领导的什叶派起义（751年），以辛巴德（Sinbad）为首的波斯人起义（754年），以巴拉兹（Baraz）为首的白旗起义（759年），以木坎纳（Al Muqana，意为“蒙面者”、“隐藏者”，原名为Hashim b.Hakim）为首的“白衣人”起义（775～783年）以及以拉飞·伊本·来斯为首的暴动（806年）等。822年，继任呼罗珊总督仅一年的伊朗人塔赫尔将军又宣布独立，开始了由伊朗人建立的伊斯兰王朝——塔赫尔王朝。
唐朝方面，自751年高仙芝败绩于怛逻斯后不久，又于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为了平乱，不得不将驻扎在安西等地的军队调回内地，同时亦征调了回纥兵、拔汗那（费尔干纳）兵、中亚其他各地柘羯军和阿拉伯兵[22]。唐朝在西域地区的防卫力量因之而空虚。这期间，吐蕃又乘机侵占了河西等地，切断了唐朝与西域地区的联系。
阿拉伯帝国的解体和唐朝势力的退出，正为觊觎西域地区已久的吐蕃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正值强盛时期的吐蕃遂与葛逻禄联手，攻陷北庭，围攻龟兹，欲将整个天山南北地区置于其控制之下。然而，东部天山地区本是回鹘汗国之主体——九姓乌古斯的世居之地，岂能容忍吐蕃、葛逻禄侵占？由此也就引发了双方对该地区持久的争夺战争。直至崇德可汗在位期间（821～825年），吐蕃势力才不得不最终退出西域，葛逻禄等部亦被降服，归顺了回鹘。自此以后，整个天山南北地区便完全置于回鹘的控制之下[23]。
据密诺尔斯基《塔米姆·伊本·巴赫尔的回鹘旅行记》记载，大食使者塔米姆·伊本·巴赫尔于821年前后前往回鹘汗国国都时，便是从距怛逻斯东面不远的下巴尔斯罕出发，途经伊塞克湖附近，然后乘骑九姓古斯可汗为他准备的驿马，向回鹘汗国的国都进发的。由此亦可看出，由伊塞克湖附近开始，沿天山北麓往东，直到蒙古高原均为回鹘汗国的实际辖境。同时还说明，回鹘汗国于“回纥道”沿途均设有驿站并备有驿马，供来往使者骑乘使用[24]。
同东部天山地区一样，锡尔河流域原本亦是乌古斯人的世居之地；而费尔干纳盆地的鄂什、讹迹邗等地至晚自6世纪中叶开始亦为乌古斯人的驻牧之地。成书于10世纪上半叶的马苏第《黄金草原》称：
在（锡尔河）河岸上矗立着一座属于突厥人的城市，被称作“新城”，有穆斯林教徒在那里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突厥人都属于乌古斯部，他们中既有游牧者又有城市居民，共分成3部：上部（乌古斯）、下部和中部。他们以自己的勇猛精神、小个头和他们眼睛的狭小而有别于其他突厥人[25]。
麻赫穆德·喀什噶尔在《词典》中亦记述道：
øgyz——用于称呼象阿姆河和幼发拉底河一样的所有大河的名称。此词单用时，在乌古斯人的语言中指的是锡尔河，因为他们的许多城市便座落在该河沿岸。其游牧民亦生活在该河沿岸。突厥人民生活的各省的其他一些河流也被称作øgyz。位于伊犁河流域和Jafïnʧ河流域之间边境上的一座城市也被赋予Iki øgyz（双河）的名称。（MⅠ.80～81）
kænd——在乌古斯人及其附近地区民众的语言中指村庄，在大多数突厥民众的语言中则指城镇、城市。因此，费尔干纳城被称为Øz Kænd（讹迹邗），意为“我们自己的城市”。另，与此相类，Sæmiz Kænd（飒秣建）也因为是大城市而作此称。波斯人则称之为Sæmær Qænd（撒马儿罕）。（MⅠ.448～449）
其实，有关乌古斯部族居于葱岭西的记载，早在7世纪中叶便已见于汉文文献。《大唐西域记》卷一，“伽毕试国·曷逻怙罗僧伽蓝”条称：
大城东南三十余里，至曷逻怙罗僧伽蓝，傍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或至斋日，时烛光明。覆钵势上石隙间，流出黑香油。静夜中时闻音乐之声。闻诸先志曰，昔此国大臣曷逻怙罗之所建也。功既成已，于夜梦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献上者，宜从王请。”旦入朝进请曰：“不量庸昧，敢有愿求。”王曰：“夫何所欲？”对曰：“今日有先献者，愿垂恩赐。”王曰：“然。”曷逻怙罗伫立宫门，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问曰：“欲何献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为尔守，宜先白王。”曷逻怙罗恐王珍贵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蓝，登窣堵波，至诚所感，其石覆钵自开，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间，流黑香油[26]。
这里称“曷逻怙罗”为“此国大臣”。“曷逻怙”一词作为国名，又写作“曷逻胡”。如同书卷十二“曷逻胡国”条称：
曷逻胡国，覩货逻国故地也，北临缚刍河，周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27]。
又，道宣《释迦方誌·遗迹篇第四》曰：
城东南三十余里曷逻怙罗寺，大臣所造，以名目之。浮图高百余尺。昔臣夜梦令造浮图，从王请舍利也。及旦至宫，有人持舍利瓶。臣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钵自开，安舍利讫，王使追之，石已合矣。斋日放光，流出黑油。夜闻音乐[28]。
将以上材料相比较，可知所述相同。8世纪时，“曷逻怙”一词又被译写为“葛诺歌”。新罗（朝鲜古国）僧人慧超（又作惠超）由印度取道陆路，于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抵达安西（今库车）。在所著《往五天竺国传》中称：
从兹已北西业者多，市店□□，极多屠煞。此王虽是突厥，甚敬信三宝，王、王妃、王子、首领各各造寺，供养三宝。此王每年两回设无遮大斋，但是缘身所受用之物，妻及象、马等，并皆舍施。唯妻及象，令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