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历史教科书仅能反映当时取自日本教科书的大致情形。清末曾有多家学社翻译出版大部头的日本教科书丛书。1902年东新译社有感于“我国学界之幼稚其原因虽不一，然不知普通学为病根之根”，于是将日本富山房之《普通学全书》翻译出版，“以供我国普通学教科书之用”[5]；1903年会文学社范迪吉等翻译出版《普通百科全书》100册，其中就有幸田成友著之《东洋历史》。所以可以相当肯定地说，20世纪初年作为教科书从日本翻译进来的史书数量似应极为可观。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都来源自日本，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从中国方面讲。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一举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中国自强的效仿榜样。同时由于路途近、学费便宜、易通文字等原因，清末大批有志青年赴日留学，广泛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各种思想，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其中包括了历史教科书；(二)、从日本方面讲。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清政府所出台的新学制就是模仿日本的。日本原先也没有专门性的历史教科书，情况跟中国差不多。明治维新之后才大量聘请西人，翻译西史，经过一番磨合，形成了门类科目比较齐全的教科书体系。日本学校历史科目中专门设有“支那史”或“东洋史”，相应编纂了一系列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国人亦可略作删改翻译，充当中国史教科书之用。 

二
    清季应学堂教科之需，从日本译介数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如《支那通史》、《支那史要》、《普通新历史》、《东洋史要》等，都曾作为官方审定历史教科书来使用，还有若干种以“文明史”、“开化史”命名的支那史，亦广泛流传于各地学堂[1]。这些史书大多属教科书性质，学术性不甚高明，诚如梁启超所言：
    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6]
但此类教科书多数采用新史体例，以新眼光、新学识来编纂中国史，重要的不是它们所提供的具体历史事实，而是“史识”，这些教科书之所以在清末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引起较大的反响，被他们所吸引的亦正在于此。一些思想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就通过阅读支那史、东洋史著作，以反思传统史学，对其存在的诸多弊病进行深刻的批判，同时又在思考传统史学如何“走出中世纪”，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与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新史学思潮遥相呼应，有力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
   （一）、支那史的介译
  《支那通史》是近代中国较早引进自日本的一种历史教科书，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均有很大的影响。《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用汉文编纂，1899年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重刻出版，罗振玉作序[2]，始在中国有广泛的流传。是书凡五册四卷，附地球沿革图。首总论，分上世史和中世史。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中世史又分上中下三期，中世史上：自秦汉至晋并吴，中世史中：自晋南北朝至隋唐，中世史下：自五代至金章宗末年。采用章节体例，每卷后载历代世系，又卷末载宋儒传授图，文庙从配沿革表，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级表。
     东文学社在《申报》上刊登重刻《支那通史》广告指出，中国历代通史若《通鉴》、《纲目》之类，“卷帙繁重，不便记诵”，至后世“删节之书，则又多脱略，编定鲜识，致典章沿制皆不可考。”而《支那通史》“体例精善，于历代政令、风俗、建制沿革考证详核，洵为至美至善之作。”[7] 所以东文学社将此书重刻以为各省学堂教科之用。中日学人对《支那通史》有较高的评价。此书原序作者日人南摩纲纪认为：“初学熟读此书，则不费力而得略知支那四千年之治乱、政刑、地理、人种、教育、制度、风俗及农工商等之大体，其为裨益也大。”[8]王国维亦痛感于旧籍浩如烟海，仅记载帝王将相事迹，于政治、学术、风俗之由来不得而知，而是书“究吾国政治、风俗、学术之流迁，简而赅，质而雅”，并认为“持今世之识，以读古书者欤，以校诸吾土之作者，吾未见其比也。”[9] 《支那通史》由东文学社重刻发行之后，其社会影响之大，“久已脍炙士林，岁不下脱销万余部”[10]。1903年《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评《支那通史》：“简要有法，若再删冗词三之一，补元明本朝，即成完书”，对此书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支那通史》上起唐虞下讫五代辽宋，而元明清史付之阙如，所以有人给它作增补和续编。1904年文学图书公司出版了日本狩野良知增订、那珂通世原本的《增补支那通史》石印本。1903年会文政记出版日本山峰畯台著、“中国汉阳青年”译之《续支那通史》，补全元明清历史，迄至中日甲午战争。
  《支那通史》在中国有较好的声名还得力于《历代史略》。《支那通史》虽属教科善本，但它并不适合作为小学尤其初小学堂历史课本，是书“体制虽善，究嫌卷页过多，不适小学教科之用”[11]。柳诒徵可能亦有同感，于是将《支那通史》改编为《历代史略》，以合教科之用。《历代史略》，江楚编译局出版，初版时间约在1902年，由柳氏改编自《支那通史》，并补上元明两朝史事。此书编成出版后，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上海等地竞相翻版印售。江楚编译局初印本没有署名，后上海中新书局重版时才署上“柳诒徵”的名字。《历代史略》曾被学部审定为“中学应用历史教科”，评价甚高：“日本人述中史，究不免疏漏，此书既略为汰冗存真”，“取材尚丰润，而无断烂朝报之讥”[12]，并认为此书所补元明历史，略胜日本河野通之、石村贞一所辑之《最近支那史》。
  《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1902年6月4日初印，1903年6月5日再版。是书一册凡六卷，附地图一册。卷一、总论；卷二、古代史，自开辟至秦之并吞六国时；卷三、上世史，自秦并吞六国至隋一统南北时；卷四、中世史，自隋之统一南北时至宋之灭亡时；卷五、近世史，自元统一海内至清宣宗之世；卷六、今代史，自道光迄至台湾及伊犁之纷议，并附有历代一览表、历代帝系表、历代帝都表。译者认为《支那史要》一书，“叙录我国自开辟以迄今代数千年来政治上变迁之大纲，提要钩元，不烦不漏，至于学术风俗之有关政治上者，亦择要著论，更附各表，以便参照，其有便初学，岂浅鲜哉。”[13]且当时出版界对该书反映亦颇好，“提纲挈领，抉要钩元，于制度沿革、对外政策尤所著眼，苟用以为教科书，尤称适宜。”[14]当年浔溪公学第一学期“内国史”所用教科书即《支那史要》[15]。此书篇幅适中，叙述简明，曾被学堂广为采用。
  《支那史》一书在当时亦有一定的影响。此书由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1903年教育世界社译刻发行，凡六册九卷。卷一、总叙；卷二、太古史；卷三、三代史；卷四、秦汉三国史；卷五、两晋南北朝史；卷六、隋唐五代史；卷七、宋元史；卷八、明清史；卷九、年表。该书自上古迄至清末台湾、伊犁纷议，“颇能提要钩元，且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中国旧著中所无也。”[6]1903年支那翻译会社发行、“支那少年”编译之《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便是据市村氏、泷川氏所著《支那史》，“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16]，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编成此书；吕瑞廷、赵澂璧据《支那史》“逐加考订，正其讹误，而补其缺略”[17]，编成《新体中国历史》，均为一时流行之作。
      清末本朝史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与此同时国内也引进出版了一些日人编著的清史著作，主要有三种：增田贡之《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