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之《支那史》，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之《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皆足备览”[27]。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作品是站在“近代”的高度，以近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编就的历史，虽存有民族偏见，然“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迥非本邦旧学名家所能梦到者。”[28]旧学名家还生活在中世纪，他们完全可以具备一流的旧学功底，但其眼界与近代学人有天地之殊。
   历史教科书所能容纳的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毕竟是有限和曲晦的，它有别于专门性的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著作，但近代学人还是从这些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中获得了最初反思传统史学的点滴思想武器。王国维老师藤田丰八跟他谈论《东洋史要》时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王氏以此之观念来考察传统史学，发现旧史毫无系统，不过是一些史料的堆切，“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19]。这些史料又特别关注于帝王将相事迹，“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疆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9]即使是素有旧学根柢的王舟瑶，读了这些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后，亦同情于新史学家对旧史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指出旧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之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而希望学者能够“以特识读旧史”。所谓“特识”，当然是指近代的史学思想，只有这样才“庶不为古人所愚”[27]。
“支那少年”在改编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所著《支那史》时，对传统史学发出了满怀愤怒的控诉：
    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庞然塞于栋者，非二十四史乎，我谓二十四姓之家乘而已。兴灭成败之迹，月舌 月舌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我国士夫，嗜古若性命，我国无古之可言也。恫哉我无古之国，哀哉我嗜古之士夫。[16]
类似于这种声音在20世纪初年不胜枚举。传统史学如此黯淡无光，使得学堂苦于无适合之历史课本，“我国兹学号称最盛，四库著录，史部居其十七，然而求一完善之本，可为初学者研究用者，犹不可得，不亦奇哉。”[13]
   近代学人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著作的心态尤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于来自异域的新事物，给他们带来了“新学说、新眼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这些史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完全知识之器械也。余观日本所为东洋诸史，庶几其近之欤。”[23]另一方面，非常难以接受本国史也要求助于外人尤其在近代与中国有宿怨的日人之手，有损民族自尊心。“吾支那人也，支那人不能作支那史，窃取东籍而揣摩之，已可嗤矣。”[10]王国维亦曾说过：“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 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9]本国史要靠外人编写，固然可耻，但不虚心好学、忍辱负重而束书不观，那就更为可耻了。王氏此言还是比较积极的，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近代学人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沉重心理包袱。
   在引进支那史、东洋史的同时，人们就开始思考近代意义上的国史所应具有的品格。所谓“史学革命”，绝对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史学，而是要在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观照下获得“新生”。“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27]，由于认识到这些被传统史学所忽视内容的重要性，所以王舟瑶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通史时，就跟以往史家有所不同，而比较关注于社会、宗教、学术等所谓“民史”的内容；“支那少年”批判旧史之时，注意到“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应是国史所要关心的要项；有的学人还意识到，“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克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29]强调国史编纂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史，要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舞台上，认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横阳翼天氏”受西方和日本文明史、开化史著作的影响，认为国史编纂要“参酌东西洋历史通体，确察我国民缺少之原质，核定大义，以叙述古今人群进化之大势，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为独一无二之主脑”，如此才有可能“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30]
   在国外史书的影响下，近代学人对国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新国史不能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一家一姓之史，尤其应重视政治、学术、风俗之由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联系，培养国人世界之眼光，特别是要在国史中灌注爱国主人思想等，对日后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世纪初年的国史“破旧立新”，在言论上应该是非常彻底的，但要把想法付诸实践，编纂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国通史，那就相当困难了，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等均为此努力过。最初人们在引进支那史、东洋史的同时，采取“编译”或“改编”的方式编纂中国史，说明人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层次而要有所取舍，如汪荣宝的《本朝史》、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普通新历史》以及《支那四千年开化史》，虽还处于“模仿”阶段，原创成分不多，但对原本作了改编，订正史误，补充不足，站在本国立场上叙述历史，后来又不断修改补正，实与原本有了质的区别，为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积累了一些经验。
四
   “爱国救亡”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有如幽灵一样徘徊于其发展的全过程，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无时不在，无时不有”。近代史学在承担爱国救亡的职责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传统史学向来就很强调“资鉴”功用，20世纪初新史学虽把传统旧史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出发点还在于传统史学面对近代所出现的新问题难以提供资鉴服务，传统史学在新历史境遇的“致用失效”，成了新史学批判的焦点。梁启超《新史学》可以说是拉开新史学运动序幕的宣言书，他说：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这是近代学人对“史学致用”所作的最为经典的总结，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国救亡”。比较中西史学，梁氏发现“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在其间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中国传统史学之发达举世无与匹敌，为何近代中国境况如此窘迫？顺理成章地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旧史，旧史“四弊二病”说，大家耳熟能详。为了发挥史学的爱国救亡功能，必须革传统旧史之命，近代史学似乎理所当然地要献身于爱国救亡的洪流之中。作为新史学重要一部分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亦要承担“爱国”的职能，而且还是批判旧史的重要参照。
    取自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原著者立意绝不是站在中国人立场上，就原书本身而论，它并不能起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事实上，这些教科书在中国语境中却能够起到资鉴作用，还在于中国人以何种眼光来看待它。近代学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