揽要》，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三岛雄太郎之《支那近三百年史》。这三种清史作品均用汉文编纂。不过此类史书在学堂流传有限，因时人普遍认为：“我华掌故自有专书可读，不必乞诸其邻，转贻数典忘祖之诮。”[3]被审定为“暂用书目”的只有《最近支那史》，并且评价不高，此书“意在续《支那通史》，而无宗旨”[18]，又采用编年体著史，不合教科之用。取鉴《支那近三百年史》颇多的汪荣宝所编纂之《本朝史讲义》，却被学堂普遍采用[4]，还得到官方的肯定，“钩元提要，本末悉贯”，“洵近今教科书中仅见之作”[12]。
   （二）、东洋史的汉译
    “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古代东西方各为系统，近代以来双方联系日益密切，才有所谓“世界史”的出现。东洋史是相对于西洋史而言的，“称东洋史、西洋史者，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者也。”若只是“各国国史之集合者”，不可谓“东洋史”[19]。但是近代译自日本之东洋史著作有符合此东洋史标准的，屈指可数，“东洋史之主人翁，实惟中国，故凡以此名所著之书，率十之八九纪载中国耳。”[6]
  《东洋史要》是近代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是书由桑原骘藏所著，樊炳清译，王国维作序，东文学社1899年印行。该书分上下二卷，首总论；全史分为四期，曰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曰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曰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曰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迄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译本出版后，国人竞相翻刻。1903年宝庆劝学书舍校刊之《东洋史要》，与东文学社译本完全相同，并题“京师大学堂审定史学教科书”字样；1904年成都官报书局印本之《新刻中国历史》，扉页却题《东洋史要》，其内容与东文学社译本无二异，但无王国维序；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日本桑原骘藏著、周同愈译，并有日人那珂通世所作的序，就所译之原本言，应与东文学社译本同，但两种译本文字上略有差异；商务印书馆曾有《订正东洋史要》，“本馆据原书翻译，篇章悉仍其旧。”[5]另有一种同名译作，小川银次郎著、屠长春译之《东洋史要》，1902年普通学书室印行。
    一种教科书有如此多不同版本，这在近代也是不多见的，足以说明《东洋史要》译本出版后社会影响之大。那珂通世憾于“近人所著东洋史甚多，然皆详中国而略塞外”，“欲考求亚细亚古今之大势，终未能了如指掌”，当他读到《东洋史要》，“喜此书之出于世”，认为该书“史料取材于东西，而博引旁搜，东洋五千年来治乱兴亡之事变，约而能得其要。”[20]王国维亦有同感，是书“简而赅，博而要，以视集合无系统之事实者，尚高下得失，识者自能辨之。”[19]在王国维眼里，《东洋史要》至少是符合他所提出的东洋史标准的。1902年梁启超亦说：“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繁简得宜，论断有识”[6]。《东洋史要》并非专述中国史，而强调亚洲诸国之间的关系，“合东洋诸国为一历史团体，于亚细亚东方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言之甚详，而南方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与有关系者，亦略述之”，所以被视为“世界史教科善本”[21]。
   《东洋史要》出版后，在国内教育界有很好的评价。此书译成中文之后，“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22]。学部认为是书“以种族之大势为纲，其叙事以国际之关系为键，条理分明，简择得要，可谓东洋史之善本。”[12]陈庆年后来据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改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清末民初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国历史教科书》最早刻本应是1903年武昌印本，仅改编至近古期元及明部分。编者言：“桑原骘藏之书，尤号佳构”，“今据以为本，更令事义少近周赡，依据或乖亦为匡救，与夫回易数字，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23]《中国历史教科书》并不是简单地节选自《东洋史要》，而是有所补正的，“事义较详，改错不少，于南朝周朗所谓书不烦行，习不縻力者，庶乎近之，因暂定为中史课本。”[12]《东洋史要》被大多数学堂所采用，自编本国史教科书均受其影响，尤其在历史分期方面，以至于后来傅斯年还对此深有不满，“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24]从中可窥此书影响之一斑了。
   《普通新历史》，上海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印行。是书一册凡十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三皇五帝及三代；第三章、秦汉时代；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五章、隋唐时代；第六章、五代及宋之时代；第七章、元明时代；第八章、国初；第九章、嘉道咸同间；第十章、近年时事，迄至甲午战争。此书凡例言：“是编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取其序次明析,记录简要,足备教科书之用也”，“今就原书增删取舍，以合于我国小学教科之用。”因《普通新历史》以日本《东洋历史》为底本，所以把它归入东洋史部分考察。《普通新历史》因匆促出版，原印本间有讹字，是书“依东文译录，故叙述事件及词句间之语气，不免日人口吻”，所以在初版发行后一个月，即出版《校正普通新历史》，对初版进行了订正和删改。1902年普通学书室又出版了《增补普通新历史》，增补了近年事实，史料来源“皆采诸奏章、公牍中之可稽者，凡报馆琐语不敢拦入”[25]，并且此后再版择要随时增修。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已三版《校正普通新历史》，1913年商务印书馆又增订出版《普通新历史》，迄1917年8月发行了28版，足以说明《普通新历史》流传之广。
    东洋断代史之作，仅有田中萃一郎所著《东邦近世史》一种。是书最初连载于《湖北学报》，从1903年2月12日《湖北学报》第1集第1册陆续译刊至1904年9月14日第2集第21册，上卷始刊毕，后湖北学报馆曾将译文集结发行单行本，分上下两册。湖北学报馆译本仅是《东邦近世史》上卷，与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介绍该书所列篇目相同，说明梁氏亦只见到此书的上卷部分，至于原著者是否有计划续出此书下卷部分以及后来是否出版过下卷部分，待考[6]。湖北学报馆译本首绪言凡十章。第一章、欧人通商之初期；第二章、大清兴起；第三章、欧人通商之第二期；第四章、俄国东方侵略之初期；第五章、莫卧尔帝国之勃兴及其瓦解；第六章、英人侵略印度；第七章、大清之西方经略并教匪海寇；第八章、印度支那侵略之初期并南洋诸岛；第九章、英俄在中亚冲突之初期；第十章、鸦片战争本末并长发贼之举兵。梁启超对此书评价甚高，搜罗事实而能连贯之，能“发明东西民族权力消长之趋势，盖东洋史中最佳本。”[7]出版界的评价亦颇高，“提纲挈领，笔法精严，读之可以见东方进步迟滞之由，及欧势东渐之次第也。”[26]从此书内容的编排上看，有别于一般的东洋史作品，以东西洋贸易为主线，将亚洲各国之间互相联系的历史展示出来，实属不易。
三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固然有传统史学内部存在革新因素涌动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外近代史学的影响和刺激下发生的，国外史学无疑起到了“助产婆”的作用。近代新史学家批判封建旧史，所用的“理论工具”都是舶来品，并非是传统史学中的学术话语。若没有国外近代史学的引进，恐怕很难革传统史学的命，更难以作富有近代意义的批判。近代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传入国内便担当了这种“榜样”角色，新史学对旧史的批判才“有的放矢”。人们关心的不是“历史是怎样”而是“历史应该是怎样”，牵动时人神经的是从外来教科书中所传达出的“新学说、新眼光”，对他们固有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年京师大学堂教习王舟瑶认为“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