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史学理论；客观性；真实性

    [摘  要]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型就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后现代史学理论在近30年的兴起给传统历史学的思想和观念、特别是其所主张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与实践提出了重要的修正，其比较激烈的主张甚至威胁到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基础，这就引起一些史家的批评和反弹。不过，不管是赞成或是反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学的影响还是在日益扩大，不容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应该既接受它的挑战和批判，为我所用，同时也要对其偏激之处提出质疑，抵制其负面影响。 
  
    自从19世纪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型就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学研究范型已经经历了诸如“社会科学化的转折”和“计量化的转型”等阶段，但不管怎么样的转变，还是有没有改变的东西——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实证主义和理性分析的现代主义特征依然是史家的最后立场。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逐渐开始勃兴的后现代主义对史家只有用实证分析和理性分析才是历史认识之路的取径开始了质疑。当然，这个质疑并不只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它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赢得了国际范围内的共鸣，并渗透到了每一学术领域，向强大的正统观念发起了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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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只探讨后现代史学理论，而不太涉及其实践层面，关于其在西方的情况和研究动态，可参看Beverley Southgate的History：What and Wh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sc，2001，62—159)、A1urn Munslow的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Uzstoric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edge，2000，9—20)、詹京斯(Keith Jcnkins)的Why History(London and Ncw York：Routlcdgc，1999)和他所编的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以及Richard J．E- vans的In Defence of History(NewYorkand London：Norton，2000，253—272)等书；与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争论和研究实践，可参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特别是其中黄宗智和杜赞奇、周锡瑞等人的文章)、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特别是该书第189—244页)；另外可参看杨念群《中层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232—274页)以及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15—136页)、王睛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见《东岳论丛》2004年1月号，第11—19页)、罗志田为何伟亚(JalTles L．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一书写的“译序”、赵世瑜《历史学即史科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15页)等；关于中国大陆学者的后现代史学实践，可参看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43—736页)等书。
 
战”[1]。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对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不管它们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社会的，都无一例外”[2]，这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受此“转向”的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由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特别是叙事语言学(narrative—linguistic)转移。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的反应，历史学的这个“转向”则是姗姗来迟了——“在历史学领域，这场争论出现的时间较晚。大部分是因为较之其他学科，历史学看起来更加依赖于翔实而确切的个案材料来得出最终的结论。”[3]比较早的反应是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①一书开始的，这虽然只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但这本书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理论，”②诚如著名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富兰克林．安克斯密特(Franklin Ankersmit)所说：“没有怀特的《元史学》及其随后写的论文与著作，史学理论早就夭折了．而且当代学术界还不会注意到这种夭折。如果说现在的史学理论生机勃勃，在学术论坛的主要领域中迎接挑战，那主要应感谢怀特与其他一些类似的杰出人物。”[4]真真只有在海登·怀特的著作(元历史)(即《元史学》)出版之后，语言的、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才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5]连反对怀特理论的阿兰．斯皮笛兹(Alan B．Spitzer)也认为，怀特可能是一个“从内部摧毁了在认识论上尚自信的历史学专业的最有影响的美国颠覆者”(“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subverter from—within of the epistemological self—confidence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6]。目前看来，虽然“有关后现代主义对人文科学的挑战的讨论已经变得弱化了，但是这种挑战对于历史学的意义仍然很强烈：它仍然影响着历史研究和包括历史教师在内的历史学家的专业化进程的学科结构与工具。”[7]一个极端反感后现代主义的英国史家马威克(Arthur Mar- wick)也说：“在讨论历史的性质时，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除非我们考虑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8]
 
一
 
实际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一直是世界学术界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关于它的争论也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文化和知识活动领域”[1]，众多学者、理论家们各抒己见；由于后现代主义派别林立、学说各异，以至对“后现代主义”这一词的定义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安克斯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你可能采纳抑或拒绝的理论观点。它有时更像是一个术语，我们用它来特指当代的学术思潮，就如‘启蒙运动’或者‘浪漫主义’”；又认为：“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理性论证，不如说是一种经历着的事物。”[4]“它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变化之中。”[2]而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和范围广泛的术语，它已经被用来涵盖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它同时是一种文化，一种理论，一种普遍敏感性和一个历史时期。”[9]而美国学者哈维则说，后现代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系列观念，不如说是一种需要阐明的历史状况。”[10]但按照大卫一格里芬的解释，后现代主义“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11]而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就是距离感的消失。”[12]其它的说法还有很多，可见，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本身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后现代理论或立场，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者内部，其观点也可能是相互冲突的③，“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13]。“后现代主义者常常以拒绝定义后现代为荣。后现代主义之不可定义是因为若要对其定义就要屈服于现代主义的逻辑，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想要避免的。于是要理解后现代就要采用此种或彼种后现代主义视角，在这些视角下探索一个定义似乎就不再是必需的了。”[14]事实上，甚至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人，他也可能会否定人们对他这样的指谓，如一向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大宗师的德里达就否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④；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大概是美国哲学家罗蒂，他宁愿称自己为新实用主义者，而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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