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颠覆掉所有我们珍视的信念、价值和实践，但它确实要求对这些信念、价值和实践在实际上起作用的方式和他们所压制的可能的出路进行再估价和做出新选择!③何况，“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认真地看待当代的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学的各种理论，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并不曾接受这种观念：即，他们所借以工作的文本与现实并无联系”[15]，并且，就后现代主义最为盛行的美国而言，大多数职业史家也抵制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也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么大，它与史家探索历史的理解和经历大为相背，接受其影响的仍然只是极少的史家④。“实际上，历史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学者和一般读者之间如此流行”[8]，历史学的根本仍是不变的，“历史学家仍然要受到他的或她的资料的束缚，他或她用以研究他们的那种批评工具在许多方面仍然照旧未变。然而我们却更加谨慎地来观察这些资料。我们越来越察觉到他们未能直接传达现实究竟到一个什么程度”[15]，尽管这样，“后现代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历史学自身的主流里，文化史的兴起反映了这些影响。就像一些对历史和后现代主义进行评价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远未在这场‘理论’或‘历史学的战争’中失利。从这样一些观点来讲，后现代主义已经赢得了胜利，至少正在逐步地贏得胜利”[3]。但我们也要警惕和注意：“大多数后现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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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看“History，the Referent，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②  参看Mark Bevir，“Objectivity in History，”Historyand Theory 33(1994)，328—344．还可参看Historical Truth and Lies about the Past：Reflections on Dewey，Dreyfus，De Man，and Reagan，117—121。
    ③ 参看Elizabeth Deeds Ermarth，“Agency in the Discursive Condition，”History and Theory 40(2001)，34—58．
    ④  参看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xv．又可参看Perezzagorin的“History，the Referent，and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和《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再思考》(转见李宏图编选的《表象的叙述》，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76页)。
 
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偏狭。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1]“许多后现代批判有些太过分、太抽象且具有颠覆性”[1]，从而走向了或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放纵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等，“结果将导致一个标准的模棱两可的状况，一个道德真空，一个无义务无责任的状况”[2]；所以，后现代主义“应该引导我们不要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反而是应该对它做出批判的重新审查”[15]，“有历史深度的史学工作者不会因为后现代的挑战而落荒而逃”[28]，他们会“既接受它的挑战和批判，同时对它的某些夸大和表达方式失实之处提出质疑!”[1]
20世纪8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传人了中国大陆，起初它只是文学研究者的介绍，也只局限在文学领域，但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与学者视野的扩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很快就有了广泛的接受人群，影响迅速扩大起来①。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逐渐成为强弩之末，日趋式微，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在确立了市场经济以后所走的现代化之路及其在转型期所暴露出的许多社会问题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颇多相似之处，它在中国倒大有行情看涨之势，仅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原著的翻译已经是汗牛充栋了，相关的文章更是举不胜举，这种情况势必也会影响到大陆的史学界，相比起来，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大陆传播的情况倒并不太滞后。早在1996年，《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第2期就刊发了郑群《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历史学》一文；1997年，《史学理论研究》也转载了台湾学者邓元忠的《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长文②，其他值得注意的文章还有张永华的《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③、旅美学者王晴佳的《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④和台湾学者古伟瀛《后现代史学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挑战》⑤等文章。初看起来，大陆刊发的这些研究文章还真不算少⑥，但实际上真正有分量的大多还属于境外的学者所做，相比起来，大陆学者的研究大多缺乏理论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的外文论著缺乏相关的梳理、利用，有的文章连关键性的注释都没有，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可能是“攘夺”而来，甚至还有个别抄袭违规之作，这些都是大陆史学理论界亟待继续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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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关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以及接受情况，参看李扬《冒险的迁徙：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6期)、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②  见《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4—112和120页；1997年第3期，第101—112页。
    ③  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第62—7l页。
    ④  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30—142页，又见封三。
    ⑤  见黄俊杰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11—429页。
    ⑥  除了以上所列举和所引用的外，其余的已经公开出版的还有：陈启能《略论当代西方人文学术思潮的新变化》(《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1期)、何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杨共乐《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及《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6期)、余章宝《传统历史话语妁颠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施义慧《历史的边缘人一福柯及其后现代史学》(《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学报》第3卷第2期，2002年6月)、陈启能《“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和程光泉《后现代性与历史学》(两文均见《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等；还包括一些如吴莉苇、杨祥银对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一书所做的书评(两文分别见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的《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和《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等，其他还有，不再一一列举；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翻译文章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文中所引用和参考的《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为历史主观性而辩》、《历史秩序的失落——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与记忆讨论的交叉点上的历史研究》四文和洛伦茨《历史能是真实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与“隐喻的转向”》(黄红霞、陈新译，见《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等。近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史学，比如近期出版的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和姜义华等主编的《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已经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进行了专门讨论(分别参看两书的第35—41页和第219厂224页)；此外，陈启能主编的《书写历史》和李宏图编选的《表象的叙述》里也收录了一些西方学者讨论后现代史学的文章，而海登．怀特的选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和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里收录的怀特之文章也可以让我们窥豹一斑。又：《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第5—22页)也刊发了一组“后现代思潮与历史学”的笔谈；最近一期《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2期)也刊发了几篇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短论和笔者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书评，本文就吸收了一些该书评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