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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②  参看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一文注释24，第87页。
    ③  参看《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页。还可参看Elizabeth Deeds Ermarth的“Sequel to history”(转见The Postmodem History Reader，52)等。
    ④  参看张一兵《德里达：我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第67—74页。
 
别人把他同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①；但“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他们的思想比他们自己更好地说明了他们谓何，当然这也说明后现代主义其实也是一个方便的标签，可以为人所随意使用②。
对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如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样，不可能给出一个关于它的比较确切的定义③，只能大略言之——其理论资源主要是来自于福科、德里达、罗兰。巴特、利奥塔、格尔茨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如伊格尔斯所说，“对历史学工作这种科学精神的挑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专业之外，是来自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们希望把历史学搞成想象式的文学”[15]，“将自己局限于对局部，或历史总体的区域进行‘微小叙事’”[16]，反对甚至主张取消“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认为目前“西方历史学的秋天已经到来”[17]。另外则就是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立场——如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汤因比等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兰克、艾尔顿等人的科学史学以及其他持相对论史学立场的卡尔等人的反对了，这种以客观性作为评价历史著作标准的观点只能代表1950和1960年代乃至以前时代对史学的认知④。后现代史学理论家一般都“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18]，“过去(the past)与历史(history)是不同的东西”[18]，因而要“质疑史家对真实的观念，指出事实的歧异性，坚持史家都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来书写历史，强调历史是很容易被解构的文字叙述，认为‘过去’和小说家创作写实文学(realist fiction)中所体现出的‘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同样只是抽象的概念——凡此种种皆推翻了过去、打破了过去，而在这被打破的裂缝里(in the cracks opened up)，新的史学才被写成”[18]。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还受60年代开始的历史与理沦“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和启发⑤，从语言学理论出发，认为历史学就是历史哲学，“历史学是一种存在于文字间的语言学上的构造”[18]，我们所感知到的真实只是语言学上的记号，历史就是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推论，是一种语言游戏，在历史著作与历史哲学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二者无法截然区分⑥。他们还认为真理与虚构并没有什么不同，“到底世界是真实的或只是想象的，这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是相同的。”[16]因而没有必要去崇拜“档案”(the document)和“事实”(the facts)，根本就没有史料与史实的差别，原始材料与事实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始材料与间接材料除在时间意义上外，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所以没有必要一定去取得原始材料⑦。实际上，后现代史学理论认为过去的facts或者troth是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的，而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也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思想过和整理过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解释，事实上是不合乎历史实相的，只是史家自己试图把一致性强加于历史之上的阐释——发明(invention)或虚构(fiction)，也正是这种阐释遮蔽了历史，使读者对历史产生了误解⑧。同样，企图靠“移情”(“empathy”或者“to see the past from its point of view”)方法去进入古人的境界，融会古人的观点，以真正了解历史也是不可能的⑨。当前，学术研究包括历史学研究和书写中日益出现专业论文和著作“生产过剩”现象，此种现象造成历史研究本身要求我们不是在真正地研究过去，而是在研究对过去的诠释和书写；以前我们可以通过记载过去的文献来重建过去，但现在又多加了一层——就是过去的诠释本身，而不再是过去本身⑩。因而，我们在研究历史著作之前，也先要研究写作该著作的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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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Perez Zagorin“Rejoinder to Postmodernist”一文注释3，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02．
    ②  参看In Defence of History第222页注释6。
    ③  可参看《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245页。
    ④  参看KeithJenkins，Re-thinking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1．该书第1版是1991年出版的，在台湾有贾士蘅的中译本——《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1996)，詹京斯大概是当今最“激进”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家了，所以本文比较多地引用了他的论著，关于他的详细情况，可参看他写的自传——“After History”，载Rethinking History 3(1999)，7—20．
    ⑤  参看R．T．汪《转向语言学：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和<历史与理论>》，陈新译，见《哲学译丛》1999年第3和第4期。
    ⑥  参看Re-thinking History，39．
    ⑦  参看Re-thinking History，57—61．
    ⑧  参看Ankersmit，“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History and Theory 29(1999)，276—296．又见Re-thinking History，60．
    ⑨  参看Rethinking History，47—57．
    ⑩  参看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mism”，137—153．
 
而不是作品中记载的所谓事实①。历史写作与文学、艺术一样，有一种隐藏的、模糊的意味，需要读者去揣摩，与其说历史是一门科学，毋宁说它是文学更为合适——“现代文学理论有必要成为关于历史、历史意识、历史话语和历史书写的一门理论。”[16]文本具有多层次性与矛盾性②；文本产生后，不仅是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无关，而且也与文本的作者无关，即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必须对文本进行解构，这时候作者的意图已经不再重要了，起作用的完全只是文本，而不是它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这样就取消了文本作者的权威性。运用到历史学上，就意味着归根到底每一部史著都仅只是一部文学著作③，是纯粹由语言符号所拼凑出的“历史”图像，不仅无法分判其中的真实与虚构成分，也不能表示什么经验意义。历史只不过是西方的迷思(myth)，“历史就是由认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所构成。认识论说明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过去与历史(历史书写)之间的断裂是本体论形式的，也就是说，在终极上是没有任何认识论的办法可以弥补的，史家虽然已经设计了各种严格的工作方法以求减少作为解释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力，又努力多方面推广这些严格的方法，预想如果每个人都遵照这些方法，那么这么一组关键领域的技巧、概念、管理和程序将会使历史研究走向客观性。可是方法论有多种，所谓的这些关键概念也是近来的和片面的建构，我认为我们所见到的差别就摆在那里，因为历史在根本上是存在争论的话语、是充满挑战的地带——其中，民族、阶级和群体，为了抚慰他们自身，都会以己度人地对过去做出各种阐释。在这些压力之外没有任何权威性的历史书写存在，只有当具有支配性的声音能通过公开的权力运用或暗地里的强制手段使其他人噤声时，暂时的(对历史的)共识才能达成。最终，历史就是理论，而理论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重要的物质利益。意识形态渗入历史的各个角落，包括被社会特意指定用来研究历史的若干主要机构尤其是大学制造历史的日常实践中。”[18]“不可能写出没有任何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唯一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承认这种立场以及我们的选择是否有意识地被其所左右。”[19]历史写作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发言权，也就是说，每代人都可以重写其自身的历史而不必顾虑他人的品评，“任何人都可以有适合他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