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空之中出现的，而是出现在一个对‘说得过去’具有着共同标准的那些探索者的心灵的集体之内的”[15]，后现代主义理论使人们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已经使历史学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来对待历史学，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已经改变了要献身严谨的研究来如实地重建历史的过去”的这种兰克式的态度和做法[15]，迫使“历史学家必须遵循合理的方法来获得对过去的真知灼见”[15]。这里，伊格尔斯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批判地接受的立场，他认可了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德里达、拉康、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等人“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界限以及高度评价科学与合理性的地方文明的性质”上提出的许多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接受后现代思想家把历史学与文学等同起来的这种极端的做法，根本上，用伊格尔斯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认为，我个人的立场可能介于后现代主义者和相对而言较为保守的立场之间”，“我认为在兰克的信仰客观性和怀特的相对主义之间，有可能开辟出一条中间路线。”①[25]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和写作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但“并未摧毁古老的概念与实践的连续性”，因此，“语言决定论所激烈地总结出来的各种理论对历史著作的影响也许都是有限的”[15]，“尽管历史学家们在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信仰上变得越发地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却是怀着这种信念在进行工作的，即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而非想像的过去，而这个真实的过去虽则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心灵的媒介才能够接触到，但它却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的方法和思路”[15]，也就是说史家不能因为历史的真实仰不可及就停止对此目标的追求，历史学家可能是在以一种文学的方式来写作，但那并不等于就是在创造文学，“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不管通向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地复杂而又不完整”[15]。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其意义并不在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深的辩论。”[15]
再看阿普尔比等学者的立场。阿普尔比等学者也认为：虽然“后现代主义者是一群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不分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派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或是自由解放的一切期望，全部予以驳斥。……从很多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嘲讽的世界观，甚至是绝望的世界观，在其最极端的形式里几乎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地。”[26]但后现代主义主张“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观念挑战”，它的兴起，“使得人民对进步的信念、历史时代划分的方法、个人能知能行的观念，都产生了疑问。”[26]“后现代主义使人们质疑现代的历史叙述方式，再度证明历史哲学不是无关紧要的”[26]。实际上，在现代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充满怀疑与不确定的时代，“由于没人能确信自己的解释绝对正确，人人都要听听别人怎么讲。所有的历史都是暂定的；谁也不能自认是定论”[28]，“历史学的不同诠释法可能互相排斥，但不同的视角却不会互不相容”[26]，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legitimation)所在，因为，“新的文化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也像以前的新理论一样，有助于活跃关于治学方法、目标、知识基础的讨论。这些扰乱人心的新理论也提出了必须重新回答的问题”[26]。但后现代主义“只凭历史学家的活动必须具有创作性这一点，就否认历史著述有客观的真实性，乃是停留在19世纪理解知识形成方式的表现。”[26]“后现代主义其实正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排斥一切元叙事是说不通的，因为有叙事和元叙述，世间发生的事才能讲出头绪。叙事讲出行为的意义，行为才显得合乎情理”，“不可因为叙事是人制造出来的，就说它等于虚构和神话”。“历史学家即使对已有的社会理论和元叙事坯有怀疑，仍必须设法发展新的更好的社会理论和更好的元叙事。”[28]的确，“后现代主义文化并非完全是后现代理论所声称的那么一回事”[27]，它攻击“宏大叙事”，但后现代主义自身也陷入这个矛盾中，比如，它认为当今世界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这个无视当今世界正存在巨大差异的笼统判断无疑是有待商榷的，恰是一个“宏大叙事”；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不认为历史著作能反映过去的真实，那么这就是说历史中的“真实”是历史著作不能体现的，但关于当时史家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真实”，却认为史著是能够再现的，这不是又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吗?所以阿普尔比等人宣称：“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传统主义批评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走出一条路来，既要为历史的客观性和包容性辩护，同时也承认有必要探讨历史在概念上的错误。”[26]史家要有宽容和理解之心，“我们不以专挑以往历史学家的缺点来证明自己的优越，宁愿从他们付出的努力去理解社会环境。我们不强调是不可能做到客观或是得到令人完全满意的因果解释，而是强调有必要竭尽所能做成最客观之解释”[26]，“本着勤奋忠实的原则来做，有可能写出相当真实(虽然不一定完全真实)的古代、近代历史。”[26]确实，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历史和看问题的视角，不应该居于惟我独尊的地位，而且，“后现代理论的视角过度地倾向于文化主义。在后现代理论中几乎没有具体的社会与政治分析，有些后现代理论家越来越使自己远离了一切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1]这尤其需要其他的学术研究取向来弥补，毕竟，“历史学的民主实践最有助于理解我们的世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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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转见何兆武等主编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39页；又可参看前引《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一文中对伊格尔斯的访谈和《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1辑)一书的第15页。
 

四
 
近年以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历史学的主题已经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15]，史家更积极地投身于下层研究(Subaltery studies)、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与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些，就是连对后现代史学持批评态度的艾文斯教授也是承认的：“坚持比较温和立场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我们开启许多新的历史研究的选题与领域，使许多从前认为研究得已经可以的题目重新获得注意，同时后现代主义也迫使史家对于其所用的方法及过程进行前所未有过的质询，而且在此过程中，史家进一步增加了自我批判与反思能力。在以往的十年，后现代主义已经启发了很多史家不墨守成规，将历史书写的重心由社会科学模式转移到文学化模式，以使作品更接近于学院外的大众。”[22]其实，就是非常反感后现代主义的扎各闰教授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有助于史家的自省和更严格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①，“传统科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后现代批评者们，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与实践提出了重要的修正。它并没有推翻历史学家之献身于重新把握现实或者是他(或她)对于探索的逻辑的信心，但是它已经指明这两者的复杂性。或许我们能够在史学史中看到有一场正在展开的对话，尽管它永远不可能达到终点，却会有助于开拓我们的视野。”[15]后现代主义虽然挑战了史学上“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它并没有摆脱现代主义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也并不能证明史家就必须放弃诸如历史的客观性之类的概念，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就要求我们把努力寻求客观的阐释作为认识真理的正当理想②；“有志共同为追求客观知识而努力，确实有其好处。这会迫使人们严格考察自己带给研究主题的和自己在研究中找到的，两者之间有何关系。求客观的心态也构成了方法规则的基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便利辩论的进行，并且鼓励人们去肩负求知的艰苦任务。”[26]后现代主义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