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过去是服从于史家的解释”[18]，我们要赞扬主观性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④。历史从来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不存在不为特定人群的历史书写。”[18]⑤“事物只是事物(‘过去’仅只是‘过去’)，但我们能如我们所愿地把价值指定给事物或过去。”[20]“根本没有独立于史家文本痕迹外的充分意义的存在，意义总是被史家所建构的，作为历史化文本的被构成的过去在终极意义上除了屈服于外界所强加之于其身的、欲其所具有的目的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在此方面，我们总是能‘发现’这些起源、根源、目的、轨迹、训诫、证明和我们一直所寻找的价值。”[20]
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这些激烈主张无疑是在宣告“历史的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或“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不同于福山所谓的代表自由民主胜利的、乐观的“历史的终结”)，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学专业“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陷入它正在做什么和现在如何去做这样一个自我信任的危机中”[21]，“在权力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批评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史家正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对客观性的信仰和用科学方法认识过去的追求。”[22]这样，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研究历史了——这就引起许多史家对这种激进立场的不满与反击⑥，如温舒特尔斯(Keith Windschuttles)在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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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看Rethinking History，16—17．
    ②  后现代所说的“文本”(text)这个词的意义“远超出一件书写作品的范围而包括了文化的每个成分”，见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49—250页)；关于“关于”定义，还可参看Ermarth，“Sequel to history，”转见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47—57．
    ③  参看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10—11页。
    ④  参看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陈新译，见《学术研究》2003年第3期第80—85页和第4期第75—81页。
    ⑤  参看Why History，2．
    ⑥  关于艾尔顿等人对后现代史学的批评，可参看In Defence of History，6—7．还可参看History：What and Why，148—153．以及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Great Britian，Palgrave，2001，253—260，266—273．这里从略。
 
之被谋杀：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是怎么样正在消解我们的过去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G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一书里就很传统地认为：历史研究是对真实(the truth)的寻求，……一个主旨并不在于寻求真实的工作可能是任何东西，但决不会是历史的工作。他认为文学批评与社会理论包括语言学、阐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时髦理论都对历史这门学科的规范和严格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伤害，这些理论是以牺牲“事实”(facts)和歪曲历史实际来迎合理论为代价，因此他要保护“传统的历史学实践”，以免其受到“潜在的致命攻击”L23L，“如果历史学家继续允许他们自己堕入(后现代主义)这个理论上的无底洞，他们将会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科灭绝”[23]；但在该书中，温舒特尔斯并没有说出真实的历史事实到底由何构成，事实上，该书倒是暴露了他的右翼主张与顽固坚持西方中心论与危言耸听的非学术立场，并不具有说服力。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更为激烈的批评者大概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扎各闰(Perez Zagorin)，他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深恶痛绝，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探索历史上的怀疑论与泛政治化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是与史家看待自己研究工作的方式不相谐和的，不能给作为获得知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以“同情之了解”①；在反驳英国著名后现代史家詹京斯对他的批评时干脆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它对历史的理解根本贡献不出任何东西”[21]。同时扎各闰还担心因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再对证据持有批判和尊敬的态度，从而导致其会服务于一个压迫性的政治教条，而趁势带来谎言和迷思②。另一个比较著名的、颇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评者是剑桥大学的艾文斯(Richard J．Evans)教授，在他的《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里，他认为历史的文化与科学基础已经动摇，史学学科正遭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历史学科已经处于危机中”，历史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即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不同的意义界限被泯除了，史家成了与文学作者等一样的人了，历史与虚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与历史理论之间的此疆彼界也消失了③。艾文斯还乐观地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既值得追求而且也可以得到”，提倡“回到学者的谦恭”和价值中立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历史学——“过去确实发生了。而且我们的确能够发现它究竟为何和得出站得住脚的关于过去真相的结论，如果我们是足够小心、足够仔细和具有自我批判性的话。”[22]然而，艾文斯教授没有意识到他从经验论出发为历史所做的辩护仍然在传统兰克史学范型的窠臼中，同时可能由于他对后现代主义所知有限，导致其错误地分析了后现代批评的关键部分，而且没有很好地讨论后现代关于权力和叙述的取径④，因而，艾文斯并不能真正使后现代主义者心悦诚服。
    在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支持和反对之间，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持调和立场的学者，主要有德裔美籍历史学者伊格尔斯(Iggers，Georg G)、美国女历史学家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亨特(Lynn Hunt)和雅各布(Margaret Jacob)等人。
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认知，而这集中体现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在该书中伊格尔斯认为：后现代主义主张“从过去的现实逃人晚近的文学的、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思想之中”，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明的性质的幻灭感，日益造成了一种对现代科学观的深刻反弹”[15]，“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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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看Perez Zagorin，“History，the Referent，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mism Now，”History and Theory 38(1999)，24．
    ②  Perez Zagorin，“Rejoinder to a postmodemist，”Historyand Theory 39(2000)，201—209．另外可参看其“History，the Referent．and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Postmodemism Now，”History and Theory 38(1999)，1—24．关于詹京斯的反批评，参看其“A postmodem reply to Perez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 181—200. 同时还可参看: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 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8 (1989), 137—153. Ankersmit, "P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29 (1990),275—296. Perez Zagorin, “Historiorgraphy and Postmodemism: Reconsiderations,” History and Theory 29 (1990), 263—274. John H. Zammito, “Ankersmit’ s postmodemist Historiography: The Hyperbole of ’ Opacity’,” History and Theory 37( 1998), 330—346.
    ③  参看In Defence of History，87．
    ④ 参看Wulf Kanstdner为该书做的书评，“Mad History Disease Contained?”History and Theory 39(2000)，218—229，特别是第226—228页；又可参看Keith Jenkins，Why History，52．
 
想的这场重新定向，反映出社会与文化的根本性的变化”[15]，也“反映出人们对正在异化的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的深刻不满”[15]，“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其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5]我们不能一味拒斥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而忽视它的合理性，“确实，每一份历史叙述都是一种构造，但它是从历史学家与过去双方之间的对话中所产生的一种构造。它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