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嘗助太祖軍糧二萬斛。入國朝，顧削髪爲僧，陸爲黃冠，［遺業於萬三］，李挈妻子、家資浮海去，俱懼法而避之，惜哉”！[15]
陸德原，字靜遠，曾以己資修建甫里、學道二書院和徽州路、長洲縣二儒學。《吳下塚墓遺文》卷二黃溍〈陸靜遠墓誌銘〉：“君諱德原，字靜遠，姓陸氏，平江長洲之甫里人。少知學，治別室，延宿儒與居與遊。左右書數千卷，常乘間披閱之。然能尚義而好禮，館賓客無虛日”。“族有田千畝當得，君曰：吾衣食幸有餘，又私此田，不可。創義塾，以田歸之，遺重幣迎儒先生，爲時所信重如陸君｛大｝［文］圭、龔君璛、柳君貫者以爲之師。郡守趙公鳳儀爲請於行中書省，畀甫里書院額，祠天隨子爲先賢而署君爲山長。學道書院殿屋將壓，君攝事，不閱月，爲之｛值｝［植］仆支傾，輪奐之美悉還其舊。長洲縣學廢已久，君市材僦工，屋於故虛。於是，現復有學。甫里秩滿，上名中書，調徽州路儒學教授。徽學亦久廢，禮殿缺弛最甚。君以徽爲儒藪澤，朱子闕里在焉，不宜坐視其壞，謀改作而財用不足，乃大發私橐以資土木之資，仍身任其役。沿郡檄來平江購良材，募善工以往，俾先諏日興事”。[16]柳貫《柳待制集》卷一四〈甫里書院記〉：“厥（陸德原）既受署［山長］滿且代矣，而猶篤不能忘，益治其（甫里書院）當具而未具者”。[17]鄭元祐《僑吳集》卷九〈長洲縣儒學記〉：“先是，［長洲縣儒學］贍士廩餼未給，［陸］德原復買田以足之”。[18]
不過，陸德原並沒有活到新朝的開創。《吳下塚墓遺文》卷二〈陸靜遠墓誌銘〉：“君（陸德原）方行而遽屬疾，遂卒於家，元［後］至元之六年九月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九。一子：頤孫，始八歲。長女仲瑞，贅徐元震。幼女周保，生甫三月”。[19]陳基《夷白齋稿》卷三五〈徐元震壙銘〉：“吳人徐君孟達，諱元震，世居常熟之虞山，故徽州路儒學教授甫里陸公德元（原）贅以爲婿。陸氏家素醇儉，教授公尤慎重，務以詩書承家。君既贅，事教授公如事府君，先意承顔，委曲備至。居久之，教授公捐館，公獨以身任遺孤之責，保抱扶持，俾娶且有子，而陸氏之業因賴以弗墜。人謂教授公有後，君之力也”。“不幸一疾不起，以至正十五年七月七日卒於家，得年四十七”。[20]陸頤孫，娶無錫人倪瓚次女。《清閟閣遺稿》卷一四周南老〈倪瓚墓誌銘〉：“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族屬寖盛，資雄於鄉”。“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肥遁”。“女三：長適徐瑗，次陸頤［孫］，幼爲母舅蔣氏女”。[21]爲避免成爲“劫殺”的物件，倪瓚於至正十四年間棄田宅而流落四方；其婿陸頤孫可能也曾仿效其岳父的行爲。因此，所稱散財于“經紀人”而爲“黃冠”的，不是陸德原而是其嗣子。[22]
令人驚訝，突然以“豪富”聲聞於至正末的“沈萬三”本人，曾經與大德、延祐後著名的文士馮子振、袁桷有過“交遊”。《半軒集》卷九〈沈榮甫墓誌銘〉：“初，［沈］榮父之先君子（富），遊於故侍講袁文清公（桷）之門，公每嘉其敦信義。時楚之長沙攸縣人馮子振，方張聲譽，號海粟，以文翰自矜許。來吳，必主之，深加愛厚，爲大書積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23]當然，“交遊”不是沒有可能，如以陸氏“管家”的身份款接這些佳賓；而“積善”二字，也是最初寫與陸德原、而後爲沈氏所擁有的收藏。事實上，沈氏家族之嚮學尚文、延聘儒人施教而有“雅士出現”，要到至正末以後。[24]謝應芳《龜巢稿》卷一九〈吳中衡墓誌銘〉：“元末多故，南臺臺官買里古思公知其（吳轍）才，召爲幕賓。方欲力薦而大用之，古思公以他事被讒落陷阱。公懼禍波及，變姓名挈家海上。久之，乃賣藥以自養其親。吳江富人有沈姓者，遣幣招致。及門，其主人方事巫禱，先生乃飄然而歸。翌日，沈氏復重幣固請，先生終不赴而返前幣焉”。[25]與之相映襯，沈富的舊主人陸氏，不再是地方“豪富”。以至於連陸德原所創、以祖上唐賢“天隨子”陸龜蒙爲主祀的甫里書院，被前後“棄置”近二十餘年而沒有維修。[26]
三
至正二十六年，平江路落入“吳王”朱元璋軍隊的掌握。一年後，“大明”帝國正式建立。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裏，“沈萬三”之號傳徧四方。“萬三”之“三”，自叔伯兄弟數排行三；“沈萬三”之“萬”，“輸其稅石者萬”。與大多有元朝“遺民”思想傾向而不太願意出仕新朝的浙西士子的態度相反，富可“敵國”的沈氏似乎是竭力討好出身屬於完全不同“階級”的明太祖。《坦齋集》卷下〈沈漢傑墓誌〉：“自予（劉三吾）備官春坊詞垣以來，日於班次拱聽聖訓，恒錢谷所暨，必首稱吳中沈氏。國初有萬三公、萬四公兄弟，率先兩浙戶家，輸其稅石者萬，玉音嘉歎。久之，復獻白金爲兩者千五，以佐用度。上曰：爾心誠忠、意誠厚，第系天下觀望，萬一人人相仿，是啓利原。一有不效，人必不自安。我今富有天下，政不少此也。好語卻之不得，乃俾任所意造廊房楹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千，務厘是金乃已。其誠至若此”。[27]事情的結果，自然適得其反。《明史》卷一一三〈馬皇后傳〉：“吳興富民沈［萬三］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嶺］南”。[28]
綜觀洪武年間的施政，對待地方“大戶”的政策極具特點。一方面，少、青年時坎坷的閱歷始終抹不掉明太祖心理上的嫉恨和仇視；另一方面，中央財力的積聚又少不了這些人的全力支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豪富”被示以“恩榮”，授予其實不是“官”的“糧長”。同時，又借與禁懲“官”類似的“律令”頒佈予以不時的制裁。鄭真《滎陽外史集》卷四七〈韓常傳〉：“今內附，有司以戶賦之重，推［韓常］爲糧長。每歲旅朝於京，拜伏奉天殿下，面聞聖諭，尚局珍饌飽飫宴賜。歸遇鄉黨，以爲千載榮遇”。[29]胡翰《胡仲子集》卷九〈吳緯綺墓誌銘〉：“方履在濰州時，不遠數千里遺履書曰：吾（吳緯綺）世以儒者著籍，守先人資産以樹門戶，而立身齊家，未嘗踰先人一迹。今國家署糧長而吾挂名焉。懼豪長者好事，一旦有連，吾老不免耳。嗟夫！何其憂深思遠也”。[30]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二〈免秋夏稅糧詔〉：“邇年以來，江東、浙西、江西及直隸府州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31]“豪富”集中的蘇州府，自不例外。宋濂《宋文憲集》卷三一〈熊鼎墓銘〉：“洪武六年，命之蘇州核糧長罪狀。君（熊鼎）至，擇其尤虐民者杖徙之鳳陽”。[32]
　從相關記載十分隱晦的字裏行間，仍可以“確定”地窺出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發前，同樣擔任多個“糧長”的沈氏不時受到責罰的事實。《坦齋集》卷下〈沈漢傑墓誌〉：“厥家或被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爲肆宥，宸衷眷注固多。沈氏長者，亦以風厲天下也，以任海內戶家爲京官。六曹近侍各舉所知，惟萬四公曾孫玠，簡在帝心首，擢奉訓大夫、戶部倉曹員外郎，例不受祿，繼有旨願受者聽。玠辭曰：臣誠不敢以富饒故妨諸戶家，念臣一門自國初到今，屢蒙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廬，已逾素望，又尊官之，榮逮妻子，何敢更受祿哉？叩謝至再，上愈益器重之”。[33]實際上，“沈萬三”孫沈至、沈莊兄弟就曾受過“縲絏”之苦。《光緒周莊鎮志》卷三〈沈伯熙墓誌銘〉：“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戶役故縲絏赴秋官，時伯熙（沈莊）亦獲戾京師，適與兄同繫獄，入則抱其兄痛泣。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藥莫療”。[34]除沈茂外，已知卒歲的沈森、沈莊等壽數不永，恐怕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