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苏定方被杀说”考疑

[46]。此观点的重要依据即是对《新唐书》、《旧唐书》苏定方本传有关苏定方之死的记载提出疑问，关于此一点，笔者在上文中已有涉及，故不再作论。其次，“苏定方被杀说”论者(以下简称为“论者”)根据韩国重要的野史著作《三国遗事》（编撰于十三世纪末，作者为僧一然）转引《新罗古传》的记载立论。为说明方便起见，抄录其文如下：

对《新罗古传》的记载，一然和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按《唐史》，不言其（苏定方）所以死，但书云卒何耶，为复讳之耶。乡谚之无据耶，若壬戌年高丽之役，罗人杀定方之师，则后总章戊辰何有请兵灭高丽之事，以此知乡传无据。但戊辰灭丽之后，有不臣之事，擅有其地而已，非至杀苏、李二公也。

。同时，从上引记载亦可看出，李勣当时也被所谓“鸩杀”，但李本人返回唐境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从保存完好的李氏墓志铭、墓室(现唐太宗昭陵博物馆就建在李勣的墓园内)，以及中、韩双方现存史籍的相关记载,可以得到确实可信的验证。总之，上引《新罗古传》的记载不能成为苏定方被杀说的根据。还有，《三国遗事》一书，历来为韩国学界所推崇，作者一然和尚对重大事件的记载论证可信度较高。作为和尚，他对某些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对古朝鲜历史、三国时代历史的精通。对于乡传资料予以记录保留，但指出其问题所在，并毫无隐瞒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任何牵强附会，这是一个乡土史家的值得推崇赞赏的品德。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应当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

论者的另一重要论据，是出自高丽中期武人执政时期宰相李奎报(1168～1241)《东国李相国集》中的一篇祭文。为避免断章取义之嫌，下面原本抄录该祭文。

《祭苏挺方将军文》

云云，夫外国不宾中国久矣!太宗将臣服万国，混一文轨，使将军统师侵轶我高丽，将军不幸驻驺骑于我国，便未西辕，故有遗祠在兹。且外国不宾常理也，文皇帝犹愤然怒作，使劳师远后，乃至自将而经略，是将军所识也。况东京者，是我国之陪邑也，敢举兵叛国，呀喙吠主，为狗畜所尚不为，未识将军之意，其视何如也？伏望酌今古所以伐下国轻重之宜，奋将军昔日虎步鹰瞵之威，俾官军汛扫丑俗，不日班师，则将军虽以客魂，得食于此无愧矣![49]

，对五百余年前唐朝与半岛三国之复杂关系知之不多，只是根据记忆所及或传言所得，在戎马倥偬间隙借题发挥，结果写下了这篇祭文。显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假若这种推论成立，这件论者立论的主要论据，又有什么理由去捍卫、支撑论者构筑的论点呢？综上所述，要么祭文中提到的苏挺方或许是随唐太宗出征的另一将领，和本文中所论的苏定方没有任何关系，要么祭文作者当时对唐朝数十年与半岛三国之关系模糊茫然，加之草于征讨间隙，故其中错误频出当不难理解。但无论如何，此祭文作为“苏定方被杀说”论者立论的主要论据，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同时，不难发现，以上引述的论者立论的两条史料，其在时间上也是自相矛盾的。此表现为：《新罗古传》所记苏定方是在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被所谓“鸩杀”(上文已有辩证，此不再及)，而《东国李相国集》中则不知所然、茫然糊涂地说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其间相差近三十年。用两条本身错误明显，又互相矛盾的史料，来建构一个让人信服并希冀流传后世的结论，此显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