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明依附民和豪强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所谓“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表明二者的区别主要是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即如崔寔《政论》中所言上家豪富与下户贫民的区别一样。3．这条史料的主旨和可信性。上面所引史料出自《昌言·理乱篇》，而《理乱篇》的中心思想是论王朝的兴迭、政权的变迁。这条史料围绕这一主旨，极力批判王朝末世是非颠倒、贤愚不分的黑暗现实。所谓“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都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为了进一步揭露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乱世情况，便极力夸大这些“小人”、“好人”，也就是“豪人”的财富权势，并指出这种财富不是正当途径得来的，而是依靠智诈，巧取豪夺得来的。据此，笔者分析，这里所说的豪人“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云云，显然有故意夸大的成分。这种夸大，和“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等语一样，都是一种文学性的描述，有不实的成分。而且这种描述含有理想化的虚拟成分，“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一句，即是明证。对于这样的材料，我们不能理解得太实。4．这条史料所反映的时代。据《后汉书·仲长统传》：“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则仲长统生于公元180年，卒于公元220年，正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代。因此这条史料所反映的“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情况，应是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一种反映。有的论著，根据这条史料，认为整个东汉时期豪强势力都很强大，依附民众多，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东汉前期在刘秀“度田”成功的基础上，豪强势力是得到了抑制的。①只是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败坏，才使豪强势力逐渐发展。
 
总之，这条史料是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一种反映，但明显有夸大成分。有学者据此史料，认为东汉时期隐漏人口很多，户口统计不真实，则是对这条材料时代性和真实性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东汉前期、中期户口统计基本上是真实的。②只是到了东汉的后期，即桓灵之际到曹丕代汉的50年间，因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的动荡，中央集权的衰落，才使大批下户贫民投奔到豪强地主的田庄里。仲长统《昌言》反映的应是这一时期的情况。
 
又，徐幹《中论·民数》载：“迨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競生，伪端并作矣。”③则明言“户口漏于国版”，是“乱君之为政也”的结果。徐幹所言的时代也是东汉末年。这时王室大坏、割据纷起，户口隐漏严重。这再次提示我们，东汉户口隐漏是有时代性的，并非整个东汉时期都是如此。
 
从以上两条史料的分析看，东汉的依附民应为汉代户等中的下户贫民，他们尽管在经济上依附于大家豪族，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民”，是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依附民的增多，应是东汉末年的情况，并非整个东汉时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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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传统观点认为刘秀“度田”失败了。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秀“度田”没有失败，而是成功了。分见：孟素卿《谈谈东汉初年的度田骚动》，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曹金华《试论刘秀“度田”》，  《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曹金华《有关刘秀“度田”中民变事件的镇压方式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臧知非《刘秀“度田”新探》，《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笫：期；曹金华《刘秀“度田”史实考论》，《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②  袁延胜：《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南都学坛》2003年第2期。
    ③  徐湘霖：《中论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98—299页。

二、宾客的户籍问题
 
关于“宾客”的户籍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豪强地主的依附民，没有列入政府的户籍统计①。
 
此论值得商榷。因为“宾客”的身份、地位自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一直在不断变化。尽管总的趋势是身份降低、对世家大族和地主豪强的依附关系逐渐增强，到魏晋时期正式沦为世家大族的佃客和部曲。但在东汉时期，“宾客”大部分仍是自由的，还有一定的地位，仍是国家的编户。
 
《后汉书》卷五七《杜根传》载其父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人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则此处的贵戚宾客，似多为杜安之类的士人。《后汉书》卷七。《孔融传》载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孔融所招待的宾客也是士人。又，《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井丹》载井丹“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后汉书》卷一四《北海靖王兴传》载刘兴之子敬王刘睦：“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结交，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玩。”这里所指的宾客，也是士人。这些士人虽然成为一些王侯贵戚的宾客，但他们和主人的隶属关系并不强，来去自由，仍是独立的个体。
 
宾客又称“食客”。《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附子马防传》载马防兄弟贵盛：“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这些“食客”，攀附于权贵。既为座上客，则身份绝非依附民。同《传》又载：“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谒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马防兄弟权势稍损，宾客即离他们而去，说明这些宾客具有游客的性质，身份自由。
 
除了上述地位较高的士人宾客外，东汉确实出现了对大姓豪强依附关系较强的宾客。《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载马援：“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使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建武初年：“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居数月而无它职任。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这些宾客实际上就是马援的佃客。《水经注》卷二《河水》载：“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所谓“与田户中分以自给”，表明马援与这些宾客(田户)是一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又，《后汉书·马援传》所言“因留畜牧，宾客多归附者”之语，则进一步说明这些宾客归附马援是自愿的，身份还是自由的，他们恐怕还是国家的编户。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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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18页；又《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400页。王育民：《东汉人口考》。另外，对于“宾客”的身份，有学者认为是奴隶的一种；有学者则认为“客”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者。有关论述，见傅筑夫、王毓瑚《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248页；薛英群《“客”非“奴”辨——对汉代农业辅助劳动者性质的分析》，《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②  唐长孺先生认为，明确记载宾客从事劳动仅见于马援一例，很难说这些宾客一定和土地有紧密联系，也难以明确其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程度究竟怎样。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另一个为史家所习引，用来说明宾客依附豪强的显著例子，是刘节庇护宾客之事。《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司马芝传》载：
 
    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薄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