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薄为兵”。
 
以往论者多从刘节宾客“前后未尝给繇”出发，认为这些宾客没有正式的户籍，他们附属于主人的户籍之内，不再由政府管辖。但唐长孺先生认为，这时豪强荫客的权利尚未得到法律的承认，司马芝差刘节宾客“王同等为兵”，就是因为王同等人在本地户籍上有名；这些千余家宾客之所以多年来在刘节庇护下不服徭役，是凭借刘节的权势，而非法律允许。①唐先生所论颇具卓识。《司马芝传》“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一语，恐怕就是对东汉末年宾客依附豪强，而法律并不承认的一个注脚。也就是说，宾客虽依附豪强，但他们的户籍有相当一部分仍被国家所掌握。
 
又，《全后汉文》卷四六崔寔《政论》载东汉官吏俸禄薄：“夫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请举一隅，以率其余。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尽管东汉后期，宾客的地位下降，但这里既言给宾客庸钱，则客与奴的身份截然不同，宾客仍是国家的编户。
 
既然东汉宾客仍是国家的编户，为什么有学者认为宾客是豪强的依附民，不纳入国家的户籍管理。我想，他们主要是混淆了时代差异，把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时期宾客降为部曲、依附民的史实，当作东汉时期共有的现象。
 
查诸史实，东汉末年的宾客确实下降到“奴” “僮”的地位，变成主人的私有财产。《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糜竺传》载：“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糜竺“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三国志》卷五五《吴书·甘宁传》注引《吴书》曰：“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
 
但宾客的私属地位一直到魏晋时期方被承认。魏晋时期颁布的复客、赐客制度，以及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布的户调式，就是对东汉末年以来世家、豪强荫客权力的一种法律认可。②但如果把这种对荫客权利的认可，当作东汉时期共有的事实，则未免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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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4页。
    ②  有关宾客身份卑微化和依附关系的变化，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1—39页；何兹全：《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

三、奴婢的户籍问题
 
奴婢是汉代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关于奴婢的户籍，虽有争论，但学者基本认为奴婢是不入户籍的，而是作为民户的家赀登记在财产薄上，是主人的财产。①考诸事实，的确如此。
 
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薄书”残碑，记载有20余户财产的情况，其中奴婢是当作财产之一被登记在财产薄上的。现抄录几户如下：
 
    王岑田□□，直□□万五千；奴田、婢□、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田顷五十亩，直卅万。何广周田八十亩，质……五千；奴□、□□、□生、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十一头，万五千。元始田八□□，质八万。故王汶田，顷九十亩，贾卅一万。故杨汉………奴立、奴□、□鼠，并五人，直廿万；牛一头，万五千；田二六十……田顷卅亩，□□□万；  中亭后楼，  贾四万。苏伯翔谒舍，贾十七万。张王田卅□亩，质三万；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婢利，并……”②
 
这些奴婢被标明了价格，说明是和田地、牛、房舍一样，作为主人的财产而被登记的。当然，这些被当作财产的奴婢，不可能作为家庭成员而入主人的户籍的。
 
奴婢不入户籍，还可以从东汉初年刘秀释放奴婢为庶民的诏书里得到一些线索。《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诏：“王莽时吏人没人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七年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执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二年诏：“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这些奴婢免为庶民后，身份变了，当然要著籍于郡县，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刘秀此举，既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取得平民的拥护，又可以增加国家的赋役人口。而后一点可能更重要。因此，笔者推测，刘秀颁布这些诏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奴婢不入户籍，从而影响了东汉初年的社会稳定和赋税收入，所以刘秀才有多次释放奴婢为庶人之举。
 
正因为奴婢不入户籍，被视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所以史书中屡有奴婢被当作财物赠送，或作为家庭的财产来分割的记载。
 
《太平御览》卷五○二注引谢沈《后汉书》载张奉：“太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奢丽，奴婢百人。”《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后复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厕之属，一无所受。”《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载朱晖：“后为郡吏，太守阮况尝欲市晖婢，晖不从。及况卒，晖乃厚赠送其家。”以上记载说明，奴婢经常被当作财物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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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傅举有：《从奴婢不入户籍谈到汉代的人口数》，《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杨作龙：《汉代奴婢户籍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1985年笫2期；傅举有：《论汉代“民赀”的登记及有关问题——兼答杨作龙同志》，《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第212—217页。
    ②  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后汉书》卷三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序》载汝南薛包：“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吾少时所理，意所恋也。’器物取其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载许荆祖父许武：“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初学记》卷一七注引张莹《后汉南记》载：“阴庆为鯛阳侯，其弟员及丹皆为郎，庆以明《尚书》修儒术，推居第、园田、奴婢、钱，悉分与员、丹。”以上记载说明，分家时，奴婢被作为家庭的财产来分割。
 
奴婢尽管被视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但奴婢基本都是由平民转化而来：或因犯罪、或因买卖、或因投降、或因掠夺。《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载安帝生母左姬，字小娥，其姊字大娥：“初，伯父圣坐妖言伏诛，家属没官，二娥数岁入掖庭。”则左姬姊妹是因家属犯罪没官为奴；王符《潜夫论·实边》载：“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今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则是因被掠夺贩卖为奴婢；《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则是被权贵掠夺为奴婢；《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载：“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人弱口为奴婢。”则是因反叛而被没官为奴。
 
正因为奴婢多是从良人转化而来，所以他们的地位和庶民似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前引《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载安帝生母左姬，虽然因其伯父之罪，被没官人宫当官婢，但后被清河王刘庆宠幸，生下安帝。
 
奴婢尽管身份为奴，但他们的人身安全已经和庶人相差无几，表明了东汉时期奴婢身份的提高。《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一年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人。”“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从记载来看，刘秀禁止杀伤奴婢的诏书确实得到了贯彻。《艺文类聚》卷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