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发兵；信物；符节台；汉代


　　「摘 要］汉代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节、羽檄、诏书。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西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东汉地方统兵权与调兵权逐渐合一，虎符发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坏，节不断流行起来。


　　汉代的“发兵”，就是指汉王朝或地方郡、国对于军队的调动，主要是指中央对地方军队的调动。这是军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然而，却没有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多数与军制研究有关的论著对它根本不提，少数学者对它所作的论述也极其简略，而且互不相同。如宋代陈傅良说汉高祖刘邦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1。宋人钱文子说西汉“村官、骑士，非虎符不得辄发”。其门人陈元粹说：“（西汉）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2现代学者程树德说：“汉时发兵须有虎符。”3《中国军事史》说：“（汉代）发兵时，必须有皇帝的虎符和竹使符。”4《中国军事史辞典》说：“虎符，中国古代调发军队的一种信物”，“羽檄，汉代调发兵士的一种凭证。例同虎符。”5以上记述的互相歧异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迄今还从未有人将汉代“发兵”作为一个制度加以研究。 
　　为弥补这一缺陷，我准备对汉代的发兵制度作一初步的探讨，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一　汉代发兵的几种信物


　　汉代发兵的第一种信物是虎符。《汉书》卷4《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携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同样的记载又见《史记》卷10《孝文本纪》之《集解》及《后汉书》卷31《杜诗传》之李贤注。又《资治通鉴》卷13，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七月，胡三省注引“应劭曰”也基本相同。
　　可见，说汉代以虎符发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史书中能找到大量以虎符发兵的例子。应劭还说到了竹使符，是用竹制成，其形似箭，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五枚，每一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史记》卷10《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引卫宏《汉旧仪》：“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征发。”《后汉书》卷31《杜诗传》：“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卫宏与杜诗都将“发兵”与“征调”（可能系“出入征发”的另一说法）区别开来。“发兵”是指军队调动，这是没有问题的。“征调”是不是指军队调动呢？很可能不是，因为我们遍检两汉的史籍，没有发现一个以竹使符调兵的例子。《隋书》卷11《礼仪志六》云：“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刺史，则用之。”这虽然是说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但应与汉制有继承关系，说得很明白，竹使符是中央为征召刺史等地方大臣而用的，与发兵无关。
　　所以，我认为，竹使符不是发兵信物，《中国军事史》将竹使符也看作发兵的信物，恐怕是不正确的。
　　汉代发兵的另一信物是节。汉节是竹制，长七、八尺，约合现在的五尺至五尺六寸；节上装饰是旄牛尾，共有三重，颜色时有变化，最初为赤色，武帝时因戾太子矫节发兵，乃加黄旄于第一重之上，以示区别；王莽时似乎节旄皆黄，光武又恢复汉旧，直至中平二年，因为袁绍弃节，董卓又改节上黄旄为赤6。汉代以节发兵的事例很多，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以救东瓯7。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十二月，济南太守公孙遂督两将征朝鲜，因楼船将军行动不及时，即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并命左将军麾下执楼船将军，兼并其军队8。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东方盗贼猖撅，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击贼9。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闰四月，戾太子以节发长乐宫卫士，又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因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而不果；太子又以节令护北军使者任安发兵，任安知节有诈，受节而不发兵10。到东汉时，以节发兵越来越普遍。如光武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命太中大夫伏隆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11。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冬，以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12。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但以上著作在说汉代发兵信物时，没有一部提到节的。
　　汉代初期，还曾以羽檄作为征发军队的信物。《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谓左右说：“非汝所知也，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兵耳。”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这条材料又见《西汉会要》卷57《兵二》。所以陈傅良说汉高祖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以后，因羽檄而发兵的记载还屡见不鲜。但我认为，羽檄本身并不是一种发兵的信物。因为，羽檄不具有强制发兵的效力，见到檄的地方不一定非发兵不可。如，汉高祖说：“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如，淮阳王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秀与王郎都以羽檄向渔阳征兵，渔阳长官了解清楚刘秀是帝室之胄以后才以兵应之，而王郎的羽檄未被理睬13。而且，羽檄是很容易造伪的，如，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发兵造反的目的，就使人诈作羽檄，说“南越兵入”14。又如荆州刺史王叡与武陵太守曹寅矛盾，曹寅“诈作按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孙）坚，说叡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叡”15。
　　史书上还有很多矫檄的记录。由于檄容易被伪造，王朝也就不可能强行规定见檄必发兵。 
　　羽檄应是一种表示紧急情况的信物，统领军队的长官可以不经中央批准即调动军队，参与所需的军事行动，这一点后面还将进一步论述。
　　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
　　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16又《隋书》卷11《礼仪志六》云：“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诸州刺史，则用之。”
　　《隋书》所说是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但应是与汉制相仿佛。按，汉代玺书，又名制书，又称制诏，王国维《屯成丛残考释》简一、二，释汉宣帝神爵元年所赐酒泉太守制书，引蔡邕《独断》云：“制书，其文曰制诏三公、刺史、太守、相。”又云：“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重封。”王：“故汉人亦谓之‘玺书’。”17又《汉书》卷63《武五子传》，卷69《赵充国传》，书皇帝的玺书为“制诏”18。可见，以玺书发兵应该就是《汉旧仪》所说的“皇帝信玺”发兵，而以诏书发兵很可能即是玺书发兵的另一说法。所以《后汉书·杜诗列传》说：“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学者们都没有论及玺书或诏书为发兵信物这一点。

　　二　汉代发兵信物的使用方式及管理


　　《汉书》卷4《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19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顺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
　　汉代虎符是铜制，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