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发兵”制度(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汉代对于虎符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虎符一般要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汉书》卷35《吴王濞传》：“七国败，弓高侯告胶西王卬曰：‘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去义国……王其自图。’卬遂自杀。”诏书与虎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以免造成统兵者滥用权力，危害治安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玺郎中四人。
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李贤注：“《周礼》：掌节有虎节、龙节，皆金也。干宝注曰：‘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周礼》又曰：以英荡辅之。干宝曰：‘英，刻书也。荡，竹箭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助三节之信，则汉之竹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可见，汉代竹使符上必刻要求地方官办理的事情，铜虎符上是不能补刻文字的，所以必须用诏书加以说明。汉代中央设有符节台保管玺和符节，《汉书》卷68《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我们已证，皇帝信玺是发兵玺。符节台有符节令、尚符玺郎等官，《北堂书钞》卷68《设官部》：“符节令，领尚符玺郎四人。”《职官分记》卷22引环济《要略》：“符节令掌天子符玺及节麾幢，有铜虎、竹使符，中分之，留其半，付受为信。”类似记载又见《文献通考》卷115及《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节郎最主要的素质是明晓法律，清代孙星衍辑录的《汉官》曰：“符节，当得明法律郎。”20这大概是因为符节玺印的出入事关重大，掌之者非有充分的法律知识不可。地方官赴任之前，由符节郎秉承皇帝的意旨，授给相应的符节，《太平御览》卷274：“挚虞《新礼》：‘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按：《御览》此处引文有不恰当的删节，《晋书》卷21《礼志下》：“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可见，尚书郎授节钺是西晋荀顗等人改定礼仪之后的事，汉魏时期是由符节郎授节钺，不由尚书郎。汉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使者，迅速地往来于两地之间，以传达信息，清代纪昀辑录汉卫宏的《汉宫旧仪》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21有了虎符、玺书后，还得有当地主要的长官在场，发兵才算合法。具体说，郡须有太守、都尉，县须有令长、丞尉，国须有王、相、内史、中尉——这些官同时在场，才能合法地完成发兵之举。如淳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22《汉书》卷44《淮南王安传》：安欲发王国兵反，“恐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又“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这是没有虎符与诏书授权情况下的发兵之举，虽未成，但从反面说明王国发兵必须有相、内史、中尉同时参与。这一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5已言之，可参看。在情况并不很紧急的情况下，无虎符而动用军队是算作“乏军兴罪”的，《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颜师古注：“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而乏军兴通常是处死罪，严重的还要收妻子、于女为官奴婢或刑徒。但汉代还是有不少擅自发兵的事例，如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齐王发本国兵及琅邪国兵，以图诛诸吕23；景帝时吴楚七国擅发兵造反24；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以节擅发西域诸国兵击莎车25。这些“擅发”的成功，说明汉王朝虽有严刑峻法惩治擅发之举，却没有有力措施防范擅发之举于未然。
相形之下，以节发兵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虽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材料，如《汉书》卷66《刘屈氂传》：“（戾）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腰斩。”
这说明汉朝对于以节发兵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相关的人不得不慎。但我认为，比起虎符来说，以节发兵是比较随便的。首先，虎符是要与玺书或诏令相伴而行的，节却很可能不需要。《汉书》卷64《严助传》：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严助被派遣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如果严助持有武帝的诏书，他以节发兵是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的；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闰四月，戾太子派人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如果节与诏书要同时使用才能发兵，他的骗局不待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就将被识破，因为戾太子有节却并无诏书。其次，虎符是一地一符，甲地的符不能用来调乙地的兵，反之亦然，而节却并无地区限制，如，戾太子持一根节，先发了长乐宫卫士，接着又发长水与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只是因为侍郎莽通告胡人说“节有诈”才最终未果。又如，更始二年（公元24年），萧王刘秀准备讨铜马、大彤等地贼，以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幽州）十郡突骑。”26可见，一节能发动十郡甚至更多郡的军队。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汉后期边境和地方动荡加剧之后，节会不断流行开来，又不难理解为什么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大都带将军号，持节出镇。
我们前面论证过，玺书或诏书是与虎符同时使用的。但，玺书或诏书也可独立作为发兵的信物，《后汉书》卷31《杜诗传》：“初，禁纲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惧。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敛，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书奏，从之。”此书上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之后，可见，在东汉初期曾一度仅以玺书或诏书而不用虎符向郡国征兵。西汉偶尔也用诏书发兵，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曾“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以击康居27。“矫制”可能是伪造皇帝制书以发兵。我认为，王朝对中央兵的调遣可能主要以诏书或玺书为凭证，武帝时丞相刘屈氂发京师军队讨戾太子之前，先由武帝授予玺书，见《汉书》卷66《刘屈氂传》。当然，这是推测，尚无确证，因为史书对于中央军的调发方式极少记载。
羽檄在汉高祖刘邦时也独立地作为向郡国征兵的信物，我们在第一部分曾引用过《汉书·高帝纪下》的材料，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示速疾也。”可见，檄本来是一种用以征召的文书，羽檄就是在这种文书上插了鸟羽，表示情况紧急。在收到羽檄情况下，是可以不经中央授权就发兵的。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没有虎符和诏书情况下发兵造反的目的，曾令人持羽檄从南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后汉书》卷31《廉范列传》：明帝永平年中为云中太守，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拒之。”可见，檄是一种请求附近地区加以援助的文书，收到这种文书的地方，可以不待中央指示就发兵援助，但，我们已说，羽檄不具有发兵的强制效力，发不发兵当然由当地自行决定。
三 汉代发兵制度的实施情况
西汉实行郡、国统兵制度，
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李贤注：“《周礼》：掌节有虎节、龙节，皆金也。干宝注曰：‘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周礼》又曰：以英荡辅之。干宝曰：‘英，刻书也。荡，竹箭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助三节之信，则汉之竹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可见，汉代竹使符上必刻要求地方官办理的事情，铜虎符上是不能补刻文字的，所以必须用诏书加以说明。汉代中央设有符节台保管玺和符节，《汉书》卷68《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我们已证，皇帝信玺是发兵玺。符节台有符节令、尚符玺郎等官，《北堂书钞》卷68《设官部》：“符节令，领尚符玺郎四人。”《职官分记》卷22引环济《要略》：“符节令掌天子符玺及节麾幢，有铜虎、竹使符，中分之，留其半，付受为信。”类似记载又见《文献通考》卷115及《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节郎最主要的素质是明晓法律，清代孙星衍辑录的《汉官》曰：“符节，当得明法律郎。”20这大概是因为符节玺印的出入事关重大，掌之者非有充分的法律知识不可。地方官赴任之前，由符节郎秉承皇帝的意旨，授给相应的符节，《太平御览》卷274：“挚虞《新礼》：‘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按：《御览》此处引文有不恰当的删节，《晋书》卷21《礼志下》：“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可见，尚书郎授节钺是西晋荀顗等人改定礼仪之后的事，汉魏时期是由符节郎授节钺，不由尚书郎。汉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使者，迅速地往来于两地之间，以传达信息，清代纪昀辑录汉卫宏的《汉宫旧仪》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21有了虎符、玺书后，还得有当地主要的长官在场，发兵才算合法。具体说，郡须有太守、都尉，县须有令长、丞尉，国须有王、相、内史、中尉——这些官同时在场，才能合法地完成发兵之举。如淳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22《汉书》卷44《淮南王安传》：安欲发王国兵反，“恐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又“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这是没有虎符与诏书授权情况下的发兵之举，虽未成，但从反面说明王国发兵必须有相、内史、中尉同时参与。这一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5已言之，可参看。在情况并不很紧急的情况下，无虎符而动用军队是算作“乏军兴罪”的，《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颜师古注：“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而乏军兴通常是处死罪，严重的还要收妻子、于女为官奴婢或刑徒。但汉代还是有不少擅自发兵的事例，如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齐王发本国兵及琅邪国兵，以图诛诸吕23；景帝时吴楚七国擅发兵造反24；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以节擅发西域诸国兵击莎车25。这些“擅发”的成功，说明汉王朝虽有严刑峻法惩治擅发之举，却没有有力措施防范擅发之举于未然。
相形之下，以节发兵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虽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材料，如《汉书》卷66《刘屈氂传》：“（戾）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腰斩。”
这说明汉朝对于以节发兵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相关的人不得不慎。但我认为，比起虎符来说，以节发兵是比较随便的。首先，虎符是要与玺书或诏令相伴而行的，节却很可能不需要。《汉书》卷64《严助传》：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严助被派遣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如果严助持有武帝的诏书，他以节发兵是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的；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闰四月，戾太子派人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如果节与诏书要同时使用才能发兵，他的骗局不待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就将被识破，因为戾太子有节却并无诏书。其次，虎符是一地一符，甲地的符不能用来调乙地的兵，反之亦然，而节却并无地区限制，如，戾太子持一根节，先发了长乐宫卫士，接着又发长水与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只是因为侍郎莽通告胡人说“节有诈”才最终未果。又如，更始二年（公元24年），萧王刘秀准备讨铜马、大彤等地贼，以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幽州）十郡突骑。”26可见，一节能发动十郡甚至更多郡的军队。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汉后期边境和地方动荡加剧之后，节会不断流行开来，又不难理解为什么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大都带将军号，持节出镇。
我们前面论证过，玺书或诏书是与虎符同时使用的。但，玺书或诏书也可独立作为发兵的信物，《后汉书》卷31《杜诗传》：“初，禁纲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惧。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敛，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书奏，从之。”此书上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之后，可见，在东汉初期曾一度仅以玺书或诏书而不用虎符向郡国征兵。西汉偶尔也用诏书发兵，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曾“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以击康居27。“矫制”可能是伪造皇帝制书以发兵。我认为，王朝对中央兵的调遣可能主要以诏书或玺书为凭证，武帝时丞相刘屈氂发京师军队讨戾太子之前，先由武帝授予玺书，见《汉书》卷66《刘屈氂传》。当然，这是推测，尚无确证，因为史书对于中央军的调发方式极少记载。
羽檄在汉高祖刘邦时也独立地作为向郡国征兵的信物，我们在第一部分曾引用过《汉书·高帝纪下》的材料，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示速疾也。”可见，檄本来是一种用以征召的文书，羽檄就是在这种文书上插了鸟羽，表示情况紧急。在收到羽檄情况下，是可以不经中央授权就发兵的。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没有虎符和诏书情况下发兵造反的目的，曾令人持羽檄从南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后汉书》卷31《廉范列传》：明帝永平年中为云中太守，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拒之。”可见，檄是一种请求附近地区加以援助的文书，收到这种文书的地方，可以不待中央指示就发兵援助，但，我们已说，羽檄不具有发兵的强制效力，发不发兵当然由当地自行决定。
三 汉代发兵制度的实施情况
西汉实行郡、国统兵制度，
